撰稿／赵 菁

　　6月23日，中印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宣言》被视为中印两国今后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着重指出两国将致力于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中印关系是个错综的复合体，这一点在经济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为此，本刊记者走访了中印关系专家吴永年，请他就中印如何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寻求合作的更高点——展望未来中印关系的“创新”之处。

　　“中国的班加罗尔”

　　6月24日，瓦杰帕伊总理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印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研讨会”。瓦杰帕伊在会上表示，这次随他来到中国的印度商业代表团阵容庞大，这正体现了印度贸易和工业界对与中国经济合作潜力的重视。中国商务部部长吕福源也在研讨会上致辞说，中印之间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愿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实际上，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精明的印度商人早已相准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商机。坐落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上海浦东软件园是国内知名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浦东软件园在印度国内已被人们赞誉为“中国的班加罗尔（印度最著名的科技园区）”。自从印度第四大软件企业——萨蒂扬电脑服务有限公司（Ｓａｔｙａｍ）去年1月在此设立研发中心后，数家规模不小的印度软件公司相继落脚浦东，其中包括印度软件业巨头Ｉｎｆｏｓｙｓ和ＴＣＳ等等，还有几家也在洽谈中。

　　印度在华最具知名度的企业、在全国25个省市设立100多个培训中心的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ＮＩＩＴ）在上海也设有9所培训中心。此外，印度最负盛名的ＴＡＴＡ集团去年6月也在上海举办了汽车展，大有在上海汽车市场中分一块蛋糕的雄心。

　　上海市与印度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也同样增势迅猛。上海外经贸委的有关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全年上海对印度的出口额达到1．5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四成；而今年1至5月，更是比去年同期猛增七成多。与此同时，上海从印度的进口贸易额在今年1至5月间就超过了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5％。

　　显然，转变思维、互信互利已经在中印两国从政府到民间达成了广泛共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印度问题专家吴永年认为，这是由国际局势的新特点及两国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进入21世纪后，全球政治经济的活动中心已不可逆转地移到了亚洲。“9·11”事件的爆发更使亚洲在世界局势的走向及国际反恐斗争中显得举足轻重。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发展最迅猛的大国，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变化将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几年来，中印两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吴永年认为，就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而言，两国都将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两个富具生命力的国家。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为扮演世界警察而疲于奔命，不但消耗过多，而且积怨太深；而美国的国内经济如果难以在短期内复苏，则势必会使其国际影响力有所衰弱，最终无法独霸天下。美国不得不以较为平等的对话态度对待新崛起的中国和印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机遇面前，中印两国政府充分地认识到只有真诚合作、互利共进才是彼此稳定发展的唯一途径。其实，中印两国间对话合作的迹象在1998年已开始显现。吴永年认为，两国高级官员的陆续互访，直至现在印度总理的访华，无不表现出印度国内的所谓“中国威胁”思维已经转变。

　　今年1月，印度外长亚什万特·辛哈在《2000—2010年亚洲安全与中国》开幕词中说道：“印度和中国的国土面积都十分辽阔，力量也都足够强大，以致于它们都无法被任何国家遏止或恐吓，包括它们双方之间。”在今年4月下旬，“非典”疫情最为凶猛的时刻，“中国威胁论”曾经的鼓吹者之一、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带着印度人民的问候和祝福到访北京——这是印度国内思潮经历转变的最显著例证。

　　另一方面，吴永年认为，深挖双边贸易关系的潜力，也必然对增强两国的政治互信产生作用，从而促进政治关系的稳定。中印是近邻，贸易成本低，虽然目前中印贸易已达到了40多亿美元，但这仅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同时象征着两国间增进互信的空间。双方经济贸易的互渗势必进一步加深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在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两国关系的痼疾在两种不同文化伟大智慧的启迪下必将逐步化解。

　　至于印度为何把开拓中国市场的落脚点选定在上海，吴永年认为，这取决于印度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上海为立足点，向长江三角洲辐射，再将影响力扩散至整个中国。这不仅是因为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龙头地位或者国际知名度，更是因为印度与上海有着久远的美好情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印度移民进入上海经商就业，上海的老人们至今对印度门卫以及风行一时的印度餐馆津津乐道。上海人做生意讲究信誉，服务周到，中规中矩，也曾给当时的印度商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同需求成就共同利益

　　刚刚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还为两国今后制定经济合作的具体领域和措施指明了方向。在《宣言》中，双方确认：

　　两国经济互补性为进一步增进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两国将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贸易和投资方面存在的障碍。双方将成立由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研究制定今后5年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规划。两国将建立财政金融对话合作机制，并加强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合作，展开定期对话。

　　吴永年认为，两国在对外贸易领域中的“互补性”，不仅有利于开展合作，也能刺激良性竞争。而两国间的良性竞争将成为激励彼此努力赶超，共同进步的恒定动力。

　　中印贸易的快速增长将使印度经济实现突飞猛进。印度对华贸易额从10年前的3．4亿美元，激增到2002年的49亿美元。但这在两国的外贸总额中都还只是一小部分，双边贸易仍然大有可为。24日，瓦杰帕伊总理在北京研讨会上乐观估计，双方每年30％的贸易增长率具有重要意义，照此速度，双边贸易额的目标——100亿美元很快就能达到。

　　中国的家用电器、水利工程、空间开发等技术引起了印方很大兴趣。对印度而言，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不仅会为发展双边贸易提供空间，中国技术对国内产生的竞争压力更能有力地刺激本国生产力的提高。这无疑将增强印度的全球竞争力。

　　而印度的支柱产业——软件业对拓展中国市场更是迫不及待。印度拥有几十万软件开发的高级专业人才。按印度政府原先的预期，2008年印软件业的指标为总产值870亿美元、出口500亿美元。但在“9·11”之后，占据印度软件出口额60％的美国市场急剧萎缩，一度对印度经济形成不小的压力。对急于寻觅新市场的印度软件业来说，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吴永年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印两国的学术界都曾有过双方经济互补性差的舆论。在这一舆论的指导下，再加上中印双方对彼此的一定误解，双边贸易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但在90年代后，随着两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双边贸易逐渐恢复，其重要性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今年前3个月的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7．8％，达16．6亿美元。事实证明80年代的观点是错误的。

　　中印同是世界上发展中的大国，它们共同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高质量的劳动力。目前两国市场上的不同需求不但证实了互补性的存在，也为促进双边贸易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例如，印度需要生丝和煤炭，而中国则是丝绸的故乡和世界上的煤炭大国；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企业，而印度是亚洲最大的家用电器消费市场，印度百姓对中国价廉物美的家用电器非常欢迎。

　　合作与竞争虽是一对矛盾，但由于中印在经济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点，所以两国在经济上的友好合作与竞争只会激发和提高两国经济新的发展。例如，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铁矿，印度则是优质铁矿砂的生产大国。而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两国关系的紧张，中国曾舍近求远地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砂。而印度也曾因为过分保护民族企业而一味抵制中国产品，上演了中国的ＴＣＬ电视机在印度境内两进两出的闹剧。吴永年认为，双方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败经验必须成为两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共鉴。

　　珍惜战略机遇

　　吴永年预计，中印两国的经济将各自进入持续高涨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此后，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持续快速的增长阶段。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力度不断增大，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9％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印度经济的改革开放比中国晚10年左右，但在90年代后印度经济也连年保持了ＧＤＰ6％的增长率。（目前印度的经济结构中，国营企业和私有企业各占50％。）虽然受2002年印巴危机的影响，其国民生产总值有所下降，却也达到了ＧＤＰ5％左右的增长。因此总体上说，印度的经济增长是稳定而坚实的。

　　吴永年认为，中印两国的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其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和印度都迎来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战略机遇期”。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转移到了亚洲。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其经济进入了休克衰退期。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而此时的中国和印度都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既拥有高新技术的支持，又培养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各类工程技术专门人才。因此，大量需要一定高新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了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如家电制造业、服装和机械制造业，电脑信息产业与软件业等等。

　　经过长期的酝酿，中国和印度都建设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印两国在前数十年时间里，曾因为种种矛盾导致发展速度的迟滞，但是在此期间建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却为以后的经济持续高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两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进而致力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管理体制的改革后，长期停滞的经济势必借助完善的工业体系实现持续的增长。

　　此外，两国国内的消费需求都有了大幅提升。当然，这也是两国开展双边贸易的空间所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科技水平和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两国人民的消费欲望也随之提升。在经济持续好转，温饱不成问题后，两国人民开始追求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生活享受。家用电器、住房标准、文化需求、旅游等消费项目逐渐进入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这为两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也为中印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一个更广大而坚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