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6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因为杀妻分尸，曾做出杰出科技贡献的徐建平被判处死刑。一审判决后，有近200人上书法院为他求情，其中多数为知识阶层人士。原因是徐建平为中国纺织行业做出过突出贡献，而且他在羁押期间，有3项实用新型设计被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

　　　 正方　何向东

　　　 笔者认为，对待任何一个案件，应该怎么判，最基本的判断要从法律上看是如何规定的，这才算得上“依法办事”。要看看这个案件的情节和法律上的哪些法条能够相对应，这样的法律适用才会准确，这样的判决才会达到法律上的公正。

　　　 那么，按上面的思路，笔者对本案作了分析。

　　　 我国《刑法》第68条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犯罪分子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表现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所以，对徐建平故意杀人一案来说，其是否能够被减轻处罚，关键要看两点：一是徐建平对国家和社会是否有重大贡献，对此应由哪个部门或组织给予评价；二是徐建平如果确实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贡献，那么对此情节法院是否给予减轻处罚。

　　　 因此，对徐建平故意杀人一案的处理，如果法律认可的权威组织或部门对徐建平做出其确实“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贡献”的结论，并且法院对徐建平也做出“减轻处罚”的判决，我认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笔者在行文时一直在回避媒体所报道徐建平“科学家”的身份，也只是因为科学家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犯罪主体，可以获得减轻处罚的是“有重大贡献的犯罪分子”。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拿着徐建平的“科学家”身份喋喋不休。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来即使徐建平获得“减轻处罚”了，那个结果是与其“身份”无关的。

　　　 反方　周士君

　　　 笔者认为，法外不能乱“施恩”。

　　　 首先，法外“施恩”，是对法律的藐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徐建平犯罪前即便为中国纺织行业、为地方轻纺科技事业做出过再大的贡献，但其杀妻之罪，却也赫然在案。如此功与过，两者完全不能搅和在一起来算糊涂账。

　　　 其次，法外“施恩”，还容易开一个坏的先例，损害法律的尊严。法律是用来惩戒罪恶的一种规则底线，假若触犯法律者可以找到理由躲过惩罚，那么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就会受到威胁和挑战，人们的合法权益也就无从保障。假若这次徐建平被法外“施恩”，则不仅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更是对公民生命权的亵渎。因而，法律理应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敬畏、遵守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容任何人亵渎。

　　　 当然，法律中是有减轻处罚的相关规定的，《刑法》中就有关于“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但是，徐建平的情况并不属于本规定的范畴。他杀死妻子后，恶意将尸体肢解后抛尸灭迹，毫无自首的迹象。他犯罪前虽为中国轻纺技术行业立下过赫赫功绩，但也已经享受到了相应的待遇和殊荣，国家和社会并没有亏待这个“有功之臣”，这与其杀人罪行并无关联。

　　　 最让人不解的，是主张“法外施恩”并让徐建平“戴罪立功”的，多数为知识阶层知名人士。他们之中有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后，也有国家重点院校的研究员，还有几十位工程师、人大代表。按说，这些科技界知识精英，更应该富于理性，更应该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规则，为何突然间变得如此“集体无意识”，悉数成为依法治国的“绊脚石”了呢？

　　　 近200人上书请求“法外施恩”的做法，折射出国民法治意识的淡薄。这也表明，依法治国的道路依然漫长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