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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台是否反殖民主义的表现
可以郭澎氏为代表，他在《反殖民主义斗争史方面评论郑成功》中说：“首先，郑成功解放的，是荷兰殖民者已经经营了38年之久的台湾”，“其次，郑成功所解放的台湾，已成为荷兰的重要殖民地”；“再其次，郑成功所打击的荷兰，正是西方殖民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因此，郑成功解放台湾，驱逐荷兰，是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空前的胜利”云云。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台湾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孤立的殖民地，收复台湾究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还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宗主国统治的斗争，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理由如次：
台湾是在和平条件下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的。可以扼要回顾一下当时的经过。在荷兰殖民者于1622年（明天启二年）六月侵入澎湖红木埕筑城之后，经过数度的拆冲与争夺，福建巡抚南居益终于1623年二月派战船200余艘载兵1万名直入澎湖镇海港，又分兵占据风柜、案山、莳上澳等要害，“绝其汲道，御其登陆，击其铳城夷舟”并扬言准备用船载石沉塞海港。在中国军队的压力下，荷兵总数不及千人，自揣众寡不敌，被迫于阴历七月十三日开始拆城，移往台湾。《两朝从信录》就此记载说：“初三日，牛文来律随竖白旗，差通事同夷臣到娘妈宫哀禀*：牛文来律奉咬?吧王差，携公文赴投本院，并无作歹，乞缓进师，客运粮米上船，即拆城还城。孙海道恐攻急，彼必死斗，不如先复信地，后一网尽之为稳，姑许之。”《熹宗天启实录》所奏商周祚奏疏，亦有“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之语，可见当时福建官吏确曾同意荷方移往台湾。甘为霖《荷兰侵占下的台湾》（Formosa Under the Dutch）也说：“我们认为，留在澎湖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宁愿携带一切货物离开澎湖前往台湾。在那边准备地方收购货物，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他们还保留有一封厦门都督（Torok of Amoy）8月 20日的信件说：“现在巡抚大人已获悉荷兰人民远道而来，要求在赤道以南的巴达维亚及我方的福摩萨岛之间与我方贸易，因此我们决定前往福州报告巡抚及评议会以便以友好关系与他们相处。”不久，在因征税问题与日本人发生纠纷时，他们又说：“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与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人有权利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尽管所谓“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云云，中国方面未见记载，但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当时台湾是在和平情况下允许荷兰人暂时使用的，其性质和葡萄牙占领下的澳门有点相近。
郑成功正是按照这种精神来收复台湾的。他对荷兰评议会派来的两名谈判代表说：“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当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接着又说：“为了愿意同公司友好，如果公司愿意依照上述办法退出福摩萨（该岛实际上是属于他的，而不是属于公司的），他将宽恕这些敌对行为。但如果荷兰人玩忽他的宽大为怀，拒绝交还他的财产，企图继续霸占下去，他只好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求其实现。”
他没有受过荷兰的殖民压迫，也没有痛恨殖民主义的情绪，所以极力表示没有损害荷兰人利益的意思。他说：“尽管他的人民屡次受到荷兰人的虐待，但此来的目的并非同公司作战，只是为了收回自己的产业。为了证明他无意夺取公司的财产以自肥，他愿意允许荷兰人用他的船只来装运动产和货物，就是拆毁城堡，把枪炮及其他物资全部运回巴达维亚去，也无不可。”
在1662年2月1日签订的投降条约中，他也本着宽大的精神，尽量给荷兰人以良好的待遇，比如荷兰政府的档案文件可以运往巴达维亚，荷兰士兵得以在长官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国姓将捕获之四艘小艇及其财物发还公司，国姓负责拨出需要的船只运载公司人员及其财产上船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这些都表明，当时郑成功确是以中国军司令的身份，而不是以起义领袖的身份来接收台湾的，因此，单纯从反殖民主义的角度来加以描述是不甚恰当的。
台湾历史史事丛谈：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一）
台湾历史史事丛谈：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二）
台湾历史史事丛谈：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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