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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海女律师感受民主法制成长：回望方知行渐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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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1月30日14:39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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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杭州1月30日电（郑黎 李稳）在港城宁波，市政协委员、女律师范云算是一位名人。她是宁波市律师界第一个由公务员“下海”，组建“民办”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吃螃蟹者，也是多年同时担任市、省和全国三级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的唯一代表，全市最年轻的一级（正教授级）律师，还拥有宁波市十大优秀青年、三八红旗手等各种“桂冠”，而她所领导的宁波律师所也被省市多次授予“文明律师所”、“人民满意律师所”、“法律援助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并且荣立集体三等功。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颇有独到见解和创新精神的女律师。范云说，这些成绩和荣誉，只是我们前行中的小小浪花。作为共和国的执业律师，令她最为感到自豪与欣慰的是，在亲历参与探索和实践中，看到了我们国家民主法制的进步，真切地感受到法与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揣共和国同样执业证书的律师却有“官办”、“民办”之分
按照当今社会阶层的划分，律师无疑属于精英群体，而"半路出家"的范云是从"最低层处"走出来的，早年下过乡，当过供销社的营业员、电影院的收票员以及基层企业的团总支书记。这些人生经历的资源，为她以后从事执业律师生涯，从平民意识和换位思考的角度，把握切入案子提供了莫大的好处。1986年8月，范云进入了宁波市司法局，分配在律师管理处工作。当时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管理处都属于行政编制，范云想"干些实事"，几次要求去律师所工作，局领导未批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宁波市尝试推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范云咬咬牙，辞去了公务员的铁饭碗，牵头办起了宁波经贸（后更名为"波宁"）律师事务所。从主管律师的司法干部到"民办"律师，其间的角色转换，令范云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范云说，我"下了海"才知道，原来国办、民办两种律师的待遇确有天壤之别。国办所的律师，身份仍是"国家干部"，上级有编制有拨款，"衣食无忧"，而我们民办所，成立时仅3个人，各自安了一部电话，买了一只BB机（那时不敢奢望有手机），每人5000元的投资款便所剩无几，装修费、房租费几乎无着，只好先"负债经营"。
白手创业自谋生计倒不怕，范云说，最伤人心的因为我们是"民办"律师，一出门便比"国办"同行矮了三分，许多单位一听我们是合作制律师所便连连摇头不愿谈业务。一位老熟人、某政府部门的官员对范云直言，论你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我们可以与波宁律师所合作，但你们是民办体制，有人要猜疑议论，只好"爱莫能助"了。范云说，听了这话，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哭了一回。
但开了没有回头箭，合作制律师所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只有以自己专长作出贡献，证明自身的价值，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范云走了两着棋，一是积极配合普法宣传，举办各类培训班和司法研讨会，请高校、科研院所专家授课答疑，为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帮助。这些活动的所有费用，包括差旅费、场租费、讲课费等都是所里承担，以此扩大民办所的知名度信誉度，为自己营造小环境；二是端掉国办律师的官架子，以优质服务敬业精神，赢得客户的信任。
一天下午，所里接到一只电话，说是要咨询一些法律问题，范云马上记下对方的地址，偕同事骑着自行车，化了一个多小时，从城北跑到城东南那家企业的本部，原来是家很有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一家子公司，客户一见很吃惊，说没想到律师会登门服务。总经理告之，我们给几家大律师所挂电，都说要上门去谈才能接待，我们人生地不熟的，那去找呀。范云说，我们是民办律师所，所以只有提供更好更热忱的服务让用户满意。老外可没戴"国办民办"的有色眼镜，双方谈得很融洽，最后业务做下来，外方十分满意，说中国律师的认真态度专业水准不比国外差，一来二去，结果成了波宁律师所的长期合作伙伴。1993年，即波宁所成立的第一年，范云定下的保本指标是营业收入12万元，年底进帐居然有整整70万，并且以后年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到了1999年，宁波市按照上级部署，对国办律师所全面改制，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波宁律师事务所由于率先改革试水，“春江水暖鸭先知”，又抢了先机再攀新高，迄今已连续5年保持宁波市律师业第一方阵的行列。现波宁所的律师顾问单位有110余家，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占了20%左右，宁波市财税局、旅游局、医监局等政府部门都是波宁所的长期客户。范云说，每每想起当年"官办民办"之争，恍若隔世之感。
长官意志在“游戏规则”中悄然引退，中国法律日渐彰显其应有的尊严。
范云与她的波宁律师所已走过了整整10年的风雨历程，承接办理了4200余起的各类案件，其中有的已成为专家称道研究的"经典案例"。波宁所承办的第一起有影响的诉讼是"沈恒源赴美打工案"。宁波某国有企业工程师沈恒源，1996年初在中介商的诱导下，花了近10万元人民币，到美国一家游轮公司打工，遭受了种种不平待遇和折磨，无奈回到祖国向新闻媒体呼吁求助，但中介商不予理睬，经浙江大学一位教授的介绍，沈恒源找到了波宁律师所，范云接手后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与阅卷工作，认定被告某技术合作公司，即中介商存在欺诈行为，中介商连呼冤枉，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美国合作方是中介公司，被告不知底细"上了贼船"。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最终双方庭外和解，沈恒源获得了较合理的经济补偿。
针对此案，国家有关部门作出规定，今后为避免国外一些中介公司皮包商的"空手道"连环套，各地涉外劳务输出公司、技术合作公司必须与所在国用人企业直接联系，各可开展相关合作业务。有 人问范云，在你的律师生涯中有没有遇到以权代法权大于法或"暗箱操作"等不平之事，范云"实话实说"有。但是她认为，随着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依法办事深入人心，只要我们逮住了理敢于坚持，有人即使想作小动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范云说，从一起起曲曲折折"柳暗花明"的办案经历，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与时俱进，一步一步地成长。
百姓法制意识的觉醒，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
作为资深律师，范云认为，当今中国法制进步的最大价值在于法律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普通百姓的权利，可以通过法律得到有效的维护和保障。
一次，宁波北仑某建筑工地发生事故，四川打工妹林如云被一架吊车压伤造成高位瘫痪，双方对赔偿金额争执不下。宁波市妇联多次出面声援亦未能解决。案卷最后落在范云手中，半个月间，她10多次往返于北仑工地和医院，获得了厚厚一摞的取证材料。范云枚举一条条相关条例，告诉被告，此事若不妥善处理，将要承担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在法律的震慑下，业主终于答应予以经济赔偿，总额达6.5万元，一次性打入妇联。作为法律援助案件，在此过程中，范云不仅没有收取分文费用，自己掏钱购买食品、营养品慰问病人，其他所有的差旅费、办公费等也都由所里承担。妇联同志说，我们跑了多少趟，他们理都不理，而律师一上门，老板就服输了。今天看来还是"法"管用呀！而范云以为，法律为弱者撑腰，不仅是为了伸张正义，更多的也是体现浓浓的人性关怀。司法文明、民主法制建设正和我们的时代一起同行，与时俱进。（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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