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犯王忠根只是因为性格疲懒、遭遇不好，就对社会不满，并因此做下惊动公安部的大案————在铁轨上放上水泥板并向警方威胁说放了定时炸弹。幸好，火车没有出事，疑犯也在61小时中抓住了。但有一问题却依然让人震惊不已————为什么他把个人遭遇转化成了如此恶劣的对社会的报复？

　　其实，类似的事件已在前两个月出现过。一个普通工人自称因为对社会不满并想出名，居然在北大、清华两所名校制造爆炸案。追寻这些人的犯罪动机可以发现，他们的作案动机都是把个人遭际进行了无限制的放大，并最终把报复对象确定在全社会。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个人遭受挫折后，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疏导，最终出现心理变态，然后这种极度的变态心理再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因此，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笔者依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发现，其实这两类社会问题有其内在统一性。那就是个人遭际造成心理问题，因得不到及时疏导、救治而出现严重心理变态后，就会产生破坏性心理。这种破坏性心理指向自身时，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指向外界时，达到极端就会报复社会。仔细审视，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由这类心理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那些极端地报复自我或报复社会的“定时炸弹”们就暗藏在数量巨大的心理问题者中间。

　　问题还不止于此，不仅是不幸的个人遭际会导致心理变态，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也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如这次波及面极广的非典疫情，在以后被完全控制后，仍可能在一部分人中间造成心理问题。已经有心理医生向笔者反映，现在已出现了一些精神强迫症患者，这些患者每隔二三分钟就要去洗一次手，如果不去洗，他就无法工作无法思考。心理医生认为，这是患者对非典的过度恐慌引起的。如果因为非典疫情的社会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疏导，可能也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事件。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不只是直接关系到个人幸福，还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但从我国目前的心理研究和心理救治水平来看，是令人忧虑的。从普罗大众对心理治疗的态度来看，也是令人忧虑的。举个例子，一个中国人去找心理医生，他羞于向周围人启齿，遇到心理问题也很少有人向心理医生咨询。以深圳为例，各大医院的心理门诊生意都不是很好，自觉去医治的人更少。而一个普通美国人，他很乐于向周围人宣称，他去看心理医生了，因为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负责的一种表现。据医界的朋友介绍，在国内受过高级科班训练的心理治疗师也不多，所以，在市场机制调控下的心理治疗市场还显得极不发达，能够提供的社会心理疏导也极为有限。至于政府能够提供的心理疏导，也显得不很专业，还基本上停留在做思想工作的层次上。

　　因此，如何改变公众对心理治疗的看法，如何建立一种多层次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对发展中的中国已显得越来越为迫切。在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的建立上，笔者以为要让两种力量都起作用，一种是政府，一种是市场。以笔者愚见，政府应建立一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组织，及时地向公众，特别是社会中下层提供心理治疗和疏导。也向官员，特别是经常要在极度紧张和危险中工作的公务员。然后也互动性地宣传心理治疗对于个人、社会的益处。另一方面，让市场的力量来产生主要力量，在各大医院推广专业的心理治疗，通过广告等方式来逐渐改变人们对心理治疗的看法。当然，高等院校的相关研究也显得特别重要，在心理学上中国的水平和世界是有差距的。但只要社会有需要，学术研究和社会需要这两者是会产生良性互动的。

　　当然，心理治疗和疏导对于这些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万能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还是：改善就业、减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方面做好了，一些心理问题也就会不治而愈。

　　　□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