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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巫昂 实习记者：刘溜
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偷税抗税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偷税罪论处者，最高可处7年徒刑，这是自今年7月16日刘晓庆案之后，针对个人(及私营公司)纳税问题的一次较清晰的法律界定。
在学界关于富人纳税争论中被称为“富人派”的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副主任刘桓认为，在向高收入者纳税问题上举起大棒的同时，要给他们胡萝卜，因为税收的功能，毕竟是对公开收入进行的公平调节。
三联生活周刊：对富人税收的治理，刘晓庆案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刘桓：刘晓庆案的社会效应可能很大，但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她可能被定偷税罪、虚开发票罪与没有完全履行对员工代扣代缴税收。这都还没有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她的公司属于传媒公司，应该交付营业税与附加在上的城建税。当然，众所周知，她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也完全可能有问题，比如在国外购置了价值不菲的豪宅，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上都可以获知。
三联生活周刊：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是否与最近媒体所说的“仇富运动”有逻辑关系？这个话题，您觉得还新鲜吗？
刘桓：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11个税目，来自于“工薪收入所得”占50%以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逆向调节”，即在较少的人掌握多数财富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部分却由只占少数财富的工薪阶层承担了。这次司法解释出来的意义，是把税法进行了可操作的界定。我认为税收问题将成为今明两年的社会关注热点，这个热其实刚热起来。比如，2001年新修改的税法对偷税定义为:隐瞒收入、虚列开支和篡改有关账表与凭证，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司法量刑尺度。新的司法解释则明确规定，偷税数额达到应纳税额的10%，且这10%达到10000元以上，就构成偷税罪。
三联生活周刊：在对高收入者纳税问题的激烈讨论中，您站在什么立场上？
刘桓：目前社会上把关注该问题的各方逐渐分成“富人派”和“穷人派”，我认为，无论是“富人派”还是“穷人派”，其讨论问题的初衷，应该说都是在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出谋划策。现在国内新富豪的产生，与资本证券市场几乎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在这一问题的税收政策选择上，税收稍微慎重并滞后一些，应该是资本市场的动力所在，我们不可以因小失大。不应该把社会公平定义又回归到“初次分配的公平”这个初级基础上。
三联生活周刊：何况，到底富人口袋里掏出来的钱，怎么转入到穷人口袋里，从来也没有谁给一个流程性质的解说，好像仅是一个温情的说法而已。
刘桓：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从目前国家预算制度的具体内容看，理论上讲大致可分为经费预算、资本预算与社保预算，但社保预算至今在我国还没有启动，因此，我十分担忧的是:“杀富”未必能够“济贫”。在欧美和日本，他们通常有专业的社保科目，也就是社保税专款专用。何况私人投资的效益，通常高于政府带有公益性质的投资回报。所以把私经济的钱直接转向公经济是否有很高效益，是值得质疑的。对投资行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而对超前与奢侈品的消费，则收相当比例的超前消费税，应当是一个更为可行的税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从税收的整体制度上进行考虑，而绝不可以简单地理解公平分配理念，剥光有投资潜力的人的财富。
三联生活周刊：有学者统计，每年国内个人所得税要流失约1500亿，这是怎么估算出来的？
刘桓：通过与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对比得到的。这样的国家，通常个人所得税可以达到税收收入的15%，而中国仅达到不足7%。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即营业税、增值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以上，以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为辅，由于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比较重，给个人所得税的扩大留的空间并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似乎持现代化观点的舆论总在苛责国内公众的纳税意识，而且特别喜欢拿出来跟美国人比较，似乎纳税应该向美国人看齐。
刘桓：我们国内的理论界早在1993、1994年税制改革时期，就经受过痛苦而矛盾的抉择，到底是选择法国为代表的“间接税”为主的纳税方法，还是倾向于美、英、日等国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模式。最终我们选择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双主体”模式。在如何决定税制结构的选择上，我认为不仅仅取决于经济问题，而是民族传统及社会各种心理态度的综合，为什么偷税逃税在国内如此普遍，可能因为人人都有侥幸心理。我认为，应该把公众对税收的认识向如下方向引导:税收是政府政策的体现，是个人贡献的量化，也标志了个人收入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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