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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鸿君
“总会屋”一词，频频出现于日本各种媒体，原本指一帮“职业股东”或“特殊股东”，他们或者为了敲诈的目的而在股东大会上进行捣乱（大会骚扰者），给钱时就叫好，不给则当众发难；或者受雇于公司、通过取得股份进入股东大会以帮助大会顺利进行（御用“总会屋”）。这种不法活动在20世纪初的日本报纸上已有披露，19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黑帮团体积极加入这一行列。
日本信贩公司主管一锅端
11月17日上午9时40分过后，东京都文京区，日本信贩（日本消费金融公司）9层大楼前，几辆白色的面包车上陆续下来了20名警视厅搜查人员。他们神情严峻地朝3楼总务（事务总管）部走去。出勤的员工迎面看见这个架势，纷纷消失在楼道里。
16日，东京警视厅以提供黑钱，违反商法的名义逮捕了该公司包括专务、总务部部长、副部长等8名高层人物，此前又在成田机场抓到了企图逃亡的黑钱收受人近藤喜久夫。
消息传出后，18日东京股票市场上日本信贩的股价比前一周下跌33日元，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点，抛售股票的电话几乎爆线。
日本信贩公司创建于1951年，主要业务包括信用卡和向消费者提供贷款，仅信用卡部门就拥有1484万会员，在日本国内排名第三。与许多日本金融企业一样，日本信贩公司也因为经济泡沫破灭而在房地产投资背上巨额的债务。他们2001年税前利润倍增，高达288亿日元，今年开始的复兴计划刚刚看到曙光。这样的敲诈案丑闻无疑是对他们复兴计划的重创。
贵宾房里遥控股东大会
在警视厅搜查第4课一步步的追问之下，日本信贩和总会屋相互勾结的经过终于浮出水面。
日本信贩的8位主管供认，总务部和总会屋近藤喜久夫已有20年的交情。
1980年前后，总会屋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活动猖獗，信贩公司的股东大会异常混乱，公司总务部完全把握不了现场，近藤就是闹场人之一。
1981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日本商法典》（以下简称商法），规定中将这类黑钱收受双方的处罚进一步加重，从原来的判刑6个月以下，罚金30万日元，一下子提高到3年以下，罚金300万日元。
政策出台后，近藤亲自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合作，转为“支持派”。他1970年代入行做总会屋，而且有黑社会“青岚会”的背景，对于公司总务部来说，这个对其他总会屋有威慑力的人物正求之不得。
之后近藤开始进出日本信贩总务部，每次在股东大会上帮忙后，就从总务部领取酬劳。这样的交往持续几年后，负责股东大会的总务部内部有人提出异议，“这样下去，用途不明的支出会有麻烦”，于是1988
年1月双方签订了“顾问”合同。1997年，日本经济界强化“企业行动宪章”，发表和总会屋断绝关系的宣言。由于希望继续借助近藤制肘于其他总会屋，日本信贩和近藤的联系转到地下。
事实上，这个“顾问”头衔连人事部都不知道，近藤在外消费刷卡时，落款为“日本信贩顾问”，消费单位打电话确认时，公司人事部的回答是“没有这个人”。警方收集的物证中，也没有近藤参与公司经营的记录，他的“顾问”范围只有股东大会，他只为总务部服务。
在股东大会会场，公司总务部专门为他准备了“贵宾房”。股东大会的那一天，其他总会屋到场后，接待人员就会把他们一一领到“贵宾房”。“到底他跟那些人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我们一概不知，也从没介入”，总务部工作人员回忆说，“有他在，那些人就不闹事了。他举止得体，待人接物温和，不像常见的总会屋把钱挂在嘴上”。
警方查看了“贵宾房”，发现房内大屏幕可以看到股东大会现场每一个角落，留在大会现场的总务部人员，通过耳机接受近藤的指点。有了近藤坐阵，股东大会都能化险为夷。今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股东只提出八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大会持续1小时20分钟就结束了。
为避人耳目，总务部特地选择客源很少的偏僻小店进行每月一次的“情报交流会”，近藤不仅提交新股东的个人资料，还为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出谋划策。每年6月股东大会结束后，总务部部长、副部长级人物都会出面宴请近藤这位“大救星”。
调查的过程中，公司高层一再表示这一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笔“顾问”费是“论功行赏”。自十年前的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信贩公司的管理层感受到来自股东的持续压力，在股东大会上他们更加需要总会屋的合作。总务部的领导虽然历经人事更换，但“和近藤的关系”不变。
审讯时，近藤对总会屋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对大笔“顾问费”的去向却含含糊糊。1991年12月～2002年9月，日本信贩向其银行账户上打入的金额达8000万日元。
根据警视厅搜查第4课的事前调查，1991年12月近藤的银行账户上出现270万日元，而到了1999年，近藤的顾问费上涨为每月81万日元，已达到公司部长级工资水平。根据日本现行法律，这类事件追究有效期为3年，即使这样近藤也必须交代1999年11月至今2835万日元的下落。警方还将调查近藤是否和其他总会屋建立联盟关系。
日本企业经营道德受质疑
8位主管被捕当天，日本信贩社长山田洋二举行记者会，强调事情由“总务部长裁决”，自己事前并不知道，也从未见过近藤喜久夫本人，十几年前从总务负责人那听说他帮公司出了不少主意，已经“金盆洗手”。他辩解说：“回想起来，我也许太相信他们的报告了。”
作为业内巨头，日本信贩和黑势力保持20多年的往来，即使在宣布清扫不良经营行为后，依然借助黑道力量进行经营。《朝日新闻》20日的一篇评论说，日本近来已经曝光一系列公司丑闻，包括雪印食品公司和日本食品公司将进口牛肉伪装成国产牛肉出售，东京电力篡改和伪造核电厂安全记录等事件，这些不光彩的行为令人们对日本企业的经营道德更加难以信任；10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宣布要巩固“企业行动宪章”，但是山田洋二社长本人虽然在经团联这个日本规模、影响最大的商业组织担任要职，却未能身体力行。
尽管山田洋二极力表示清白，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截至21日，他还是先后宣布辞去经团联理事、全国信贩协会会长和社长等职位。
日本警方把“总会屋”分成多个类型：
一万事OK型什么都没意见，有人甚至不参加大会，只在接待处拿到“红包”就走人。
二股票拆分型企业结算最忙时，把手中的股票拆卖，故意增加公司的工作量。为此，不少公司会以高出市价的价格回收这部分股票。这是“总会屋”中的初级阶段。
三抓住把柄型利用手中掌握的把柄，要挟公司出钱，否则曝光。
四大会引导型站在公司立场，将不利于公司的发言扼杀，让大会顺利进行，从而拿到酬谢。
五媒体经营型自己创办报纸、杂志，向企业索取广告、赞助或强迫订阅，这是“总会屋”中的主流。
六纠纷调解型大会一出麻烦，立刻跳出来仲裁。有的人还和攻击一方连手，一红一白。
七收取定单型受公司内部派系或股票独霸人的委托，为了攻击而攻击，事后从委托人那获得酬金。
八看家护院型接受公司委托，力保公司立场，多数情况下会仗着“人多势众”。
“总会屋”中有单枪匹马型的，也有的形成组织、集体行动。以上类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灵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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