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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报告不仅以“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指出了国内共同发展的方向，而且还在国际部分频繁使用“共同”一词提出了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外交新视角。自1949年以来，中国外交在独立自主思想的指导下，长期坚守原则，但也几番循时而进。正是在这种积极的演进中，中国的世界图景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毫无疑问，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奉行的长期政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经历了从结盟外交、不结盟外交到现在的“共同发展”外交的三个转变。正是这种变换，使中国外交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1949年之后发生面目全新的变化。
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内容
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概括来说就是反对大国的控制与影响，自己也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事务，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标准自行决定对待世界事务的立场。
因此可以说，独立自主牵涉到四组关系：本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本国与其他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解决本国事务中利用内力与利用外力的关系、本国与世界事务之间的关系。
中国自1949年以来，非常看重独立自主的身份与立场，长期坚持了许多体现这种身份与立场的原则。但这并不表明50多年来的中国外交不曾发生过变化。独立自主涉及到的四个方面内容，中国在1949年后的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战略形势而有不同的侧重。
更重要的是，独立自主包括的四方面内容都各自存在某种可能的极端，例如反对大国控制———走极端就容易变成完全封闭自守，绝对的自力更生显然也无益于国家的发展与民族利益。在1949年后的不同时期，中国在这四个方面把握的度有所不同，从而引起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表现形式的不同。
毛泽东时期的“结盟外交”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在重大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认为，独立自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己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中国近代历史的遭遇对毛泽东这一代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从那段惨痛历史出发，毛泽东特别珍惜中国的国家独立和主权，把反对苏美两个大国对中国的干涉和控制放在首位。其独立自主带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但是，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政策又带有鲜明的结盟色彩，中国先后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与第三世界结盟反对美苏，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这种结盟外交，一方面是当时冷战大格局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决策者试图借与外国结盟来维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
与政治上的结盟不同，毛泽东在如何发展本国经济问题上选择了依赖自力更生的路径。在1950年代初中期，中国还能对苏联与东欧国家开放交流，但1960年代以后则明显地走上了封闭发展的道路。应该承认，当时的中国在依靠本国力量进行建设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脱离了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在世界事务的处理上，中国较长时期采取消极立场，多数时候以不参与的方式待之。而在有些问题上，中国一度追随苏联的立场，没能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如南斯拉夫是对华比较友好的国家，但中国一直追随苏联对南进行批判。
邓小平时期的“不结盟外交”
尽管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正式把中国外交定义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在邓小平时期。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概念。1984年5月，邓小平把中国对外政策概括成独立自主外交，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它是“真正的不结盟”，具体体现为“四不一全”：即不结盟、不孤立、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其核心是不结盟。
这种不结盟首先表现在中国对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上。邓小平倾向于在美苏之间奉行某种平衡政策，其前提是中国开始与苏联改善关系。
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由建国初期巩固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政治任务转变为进一步发展的经济任务，这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内容的重要转变。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衰退，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较大的优势；美苏的较量由过去的苏攻美守变为苏美在战略上大体均衡、相互僵持，两个超级大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联合。
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中国如果继续联美反苏，会加强美国的霸权，影响世界力量对比的均衡。而且邓小平观察认为，世界其他政治力量，如西方阵营里的西欧与东方阵营里的东欧，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选择，不结盟将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对于消解两极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发展有积极意义。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又有中国与苏联复杂的恩怨因素，还有近代中国历史遭遇的影响。到了邓小平时期，意识形态、历史遭遇的影响开始慢慢减退，国家利益逐渐成为中国外交考量的首要标准。对外开放，就是邓小平认定如此才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而决然开始的大外交。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壮大自己，才能彻底摆脱可能被控制、被影响的根源，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这样的思维比之前一时期以闭关自守求独立自主的方式前进了一大步。
在处理与中小国家、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思想，多次申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但另一方面，邓小平的不结盟政策同时也包括了中国不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结盟的题中之义。中国在1980年代修正了曾经支持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做法，真正做到了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同时，中国还坚持不当头，这与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中国是第三世界中重要成员、拥有特殊地位，进而超出中国国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邓小平指出：“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说，“中国永远不当头”，中国应当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应该集中精力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新时期的”共同发展”
外交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前两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但同时也在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新的重要发展。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与大国交往时开始有了可贵的自信。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国力还偏弱小，对大国保持高度戒备甚至经常以反抗姿态来体现中国的独立自主；邓小平时期，中国国力有了一定发展，成为所谓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最小的一角，中国希望与美苏两个大国都保持正常的关系，在美苏两个最可能影响中国独立自主政策的大国之间巧妙地保持一种平衡，以此来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
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过去弱强关系转变成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中国对俄罗斯干涉中国事务的疑虑大大降低；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现在的中国不会因为要对美进行防范斗争便放弃两者之间的合作。
可以说，中国的国家生存与主权独立已不再有大的问题。因此，中国对美俄两个大国的关系也从消极防范向积极关系的方向转变。中俄两国正在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已经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美之间还存在较多矛盾，但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中国将继续改善与发展同发达国家（主要就是同美国）的关系，寻找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将成为今后两国关系的主要趋势。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已经不再受结盟或者不结盟表现形式的约束，趋向灵活务实。十六大报告就没有再用十五大报告中“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等文字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实践，已经远远超越了结盟或不结盟的内容。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种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治安全联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在致力建设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经济关税同盟，同时中国还正在与东南亚国家加强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中国在“9.11”事件后与美国进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美两国结成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军事政治联盟，美国总统布什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时，曾公开对新闻媒体说中国是美国反恐的盟友。
可以说，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国际和平与世界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惟一标准。
在处理与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现在的中国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与中国现有的国力，奉行双赢的政策，既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又适当照顾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既不当头，但又承担稳定东亚政治经济的一定责任。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对地区经济进行主动整合的努力、在南中国海与相关国家签署“行为宣言”，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于地区责任的认知与态度。
同前两个时期相比较，现阶段中国外交的一个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成功争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核生化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中国与世界多数国家站在一起，以一个世界体系中负责任的成员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到世界事务的解决过程中去。
作为对这一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新内容的总结，十六大提出了“共同发展”这一全新概念。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要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维护”和“共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国要与各国“共同协商”世界事务，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共同”一词的高频使用，生动地表明中国的世界观正在发生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几乎是自近代开埠以来，中国第一次能够以一种自信的心态看待自己，以一种不再戒备的友善和建设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在承认并接受了某些人类共同的愿望与事业之后，中国的独立自主找到了世界这个归属。（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者: 古诚 慕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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