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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医莫信巫 疾害自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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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5月23日05:34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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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
中国历史上，医学与迷信的较量从来没有断过，特别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所谓“大疫”期间，其较量也就更加直接。
史料记载，“大疫”是和水灾、旱灾、地震、蝗灾等相提并论的大灾。每次大疫来临，常常是人口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田地荒芜，经济残破。
直到中国古代社会终结，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对付这种“大疫”，甚至弄不清它的发病原因。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于鬼神。于是古代就有所谓驱除疫鬼的仪式，也有向神灵祷告的祭礼。儒经《礼记·月令篇》说，人们假如不按上天的意志办事，该秋天办的你春天就办，就有大疫发生。所以在汉代，即使大科学家张衡，在一次大疫来临的时候，也要求当时的皇帝，要“取媚神祇，以求多福”。一般的臣子，则往往依据当时的礼仪，要求皇帝检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不合天意的地方，以修饬自己的德行，平息上天的愤怒。
这样的行为并不奏效，然而人类始终没有放弃同流行性传染病的斗争。远在我国上古时代，医学就逐渐脱离巫术，独立门户，并且与巫术进行较量和斗争。汉代以前，我国医学已经有了分科，著名医学家仓公认为：“信巫不信医”，是疾病不能痊愈的六大原因之一。仓公的话，成为后世医生们的格言。
在汉代，虽然朝野上下都相信大疫是上天降祸，但在大疫期间，医药仍旧是对抗大疫的主要手段。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赐棺木。”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建宁四年，“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汉代以后，每逢大疫，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督导医疗，已经成为常例。虽然作为封建皇帝，不可能不信鬼神，所以假如逢到大旱，他们往往还是到处祈告神灵。但遇到大疫，这样的求神活动就很少见了。以致到了唐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在谈到《礼记》中大疫是上天降祸的内容时说，这不过是那些巫婆神汉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教导。
此后的历史记载，虽然遇到大疫，民间求巫拜神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神巫不断露丑丢脸，往往成为有识之士嘲笑的对象。元末明初思想家谢应芳在《辨惑编》中说，天历年间大疫，家里人和亲戚们都病倒了，但他们“务求医药，不事祈祷”，后来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几乎都死掉了。后来陶宗仪作《说郛》，引用了谢应芳的例子，并且补充说：“南人信巫。有疫疠，不召医，惟命巫使行咒禁。辛巳年，临江大疫，群巫尽死。”巫婆神汉们自己的死，就是对巫术效果的最好说明。于是陶宗仪问道：“然则俗巫岂足恃乎？”
千百年来血的事实，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终于使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从理论上把对付大疫的手段完全奠基在医疗手段上。明代俞森作《荒政丛书》，对付大疫，被列为重要的一条政策。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人们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办法。明代副都御史虞谦在督运木料时，民工中大疫流行。他令民工“散处之”，“疫遂息”。这是简单的隔离措施。
用医药对付大疫，在第一线的当然是医生。南宋初年，在著名的海州抗金战役中，战士中发生了大疫。名医王克明当时在军中。由于他的及时治疗，“全活者几万人”，即差不多有一万人。
大疫使我们的古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人也从这代价中不断寻找着对付的方法。明朝末年，医生吴有性根据自己长期在疫区工作、治疗病人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瘟疫论》。
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疾病的原因，一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二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前者是气候因素，后者是心理因素。但吴有性发现，瘟疫的病因，乃是与气候因素无关的“戾气”或者“杂气”。现在知道，所谓“戾气”或者“杂气”，就是病菌或者病毒。假如吴有性的成果当时能得到重视并且继续研究，中医对付流行病的措施以及中医病因学，都会有更大的进步。
大疫和一切灾害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会给各种各样的人提供表现自己的舞台。其中有正角，有配角，也有丑角。巫术、谣言，就是大疫流行时期的丑角。然而从宋、元时期开始，巫术、谣言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不再是纯粹的鬼怪神灵，而是一些小措施。比如说海边的清泉可以防治，橘叶加井水，或者柏叶加泉水，或者紫苏汤等等可以愈病。巫术迷信，也向医药靠拢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医学的进步，不仅使人类对付“大疫”的手段愈来愈有效，甚至使一些过去的所谓“大疫”根本绝迹，而只能在实验室中存在，就像我国古代的张天师把魔鬼封进地窖、外国智者把魔鬼装入瓶子一样。我们的医生、护士以及有关的科学工作者，才是真正的“天师”，是把传染病这个魔鬼装进瓶子的智者。在这样的时代，再玩弄什么绿豆汤、清泉水之类的把戏，就只能是蛊惑人心，有害无益了。
总结两三千年中我们的前人和传染病斗争的经验，唯一可信的就是医学，对付疾病只能靠医学。而所谓靠医学，不是说依靠以前的医学结论就够了，而是说，靠医学那经过千百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寻治手段。这是前人付出了多少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教训，也是今天的现实，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格言。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民日报》 (2003年05月23日第八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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