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王编辑和龚仁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录音。

　　王：看了你在“搜狐”网上发表的小说《兵团战士回忆》，我们想把它改编成电视剧，你同意吗？

　　龚：那还能不同意。这就好比我们家后院扔着一堆破铁料，你要拿它给我换一辆汽车。我不光同意，甚至有点儿不敢相信。但首先声明，可不能跟我要钱。

　　王：我们还给你钱。

　　龚：那就行！

　　王：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以便对你有更深的了解。

　　龚：随便问。

　　王：你的小说发表过多少篇了？

　　龚：这是第二篇。我属于那种不走运的人，记得年轻时就希望当个作家，这个希望就象一根沾了水的鞭子，无情地抽着我。那时天天写稿投稿，三十多岁了我的处女作才发表，是一个短篇小说。记得那天我兴奋异常，来到一个小饭馆，要了半斤二锅头一盘凉拌海蛰丝，喝完了醉醺醺地出来。当时天已大黑，我带着哭腔大叫：发表啦！我不是处女了！大街上的人吓得直跑。

　　王大笑：我当时要在场也会吓跑的。后来还写吗？

　　龚：又写了好几十篇，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到发表这篇小说，我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也就是说为发表处女作我奋斗了十多年，到发表第二篇小说我又奋斗了十多年。按此算，我的第三篇小说估计是写敬老院的事。第四篇就该写阴间的故事了。

　　王：是够不幸的。

　　龚：当时我觉得可能自己水平太低，后来我发觉不光是水平的事。当时颂扬类的文章占据着文坛，可我写的是一种和当时反向的文体——讽刺体。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上级决定编辑的命运，编辑决定一个作者的命运。编辑要是看不上你，你这辈子就没出世的可能了。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搞讽刺体是没有出路的。那时我就说过，我就象树尖上的柿子，不熟透了不掉下来，掉下来也要摔得稀烂。可反过来说，我从来没有不幸的感觉，我总是从奋斗中得到无尽的享受。我挺烦那些一说到过去就端出一盆委屈来，把自己扮成灰姑娘或丑小鸭。我说这些只是告诉你我不走时运罢了。

　　王：现在言论很自由了，你可以发挥了。另外跟你接触的感觉，觉得你不是写那类文章的人，似乎毫无幽默感，可看你的小说还挺刻薄挺幽默。

　　龚：我根本就没有幽默的素质，我只是一个写实的作者。主要文革时期太幽默了，你只要如实地写就是幽默的。就象你如实地写一个疯子，写他吃屎吃尿；写他说领着咱们干革命的国家主席是国民党派进咱们内部的奸细。是你幽默吗？不是！是这个疯子幽默。

　　王：我看你的小说，感觉它既象小说又象散文，有的地方还象杂文，但挺耐读的。

　　龚：耐读就成了。这你就看出来了，我是外行写小说，根本就不懂那些格式，也正因为不懂所以没有约束。就象我自己琢磨出来的炸酱，既放大酱还放料酒醋酱油甜面酱番茄酱核桃仁芝麻等等。要是跟正宗炸酱面大厨子一说，人家会鄙夷地笑话你外行，可我家里人都爱吃。

　　王：哪天应该尝尝你做的炸酱面。

　　龚：我认为那些写作章法、规矩之类都是人定的，只要不是上帝定的，凡是人定的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那些狗屁章法未必就是对的。写小说无非就是编一个故事，编圆了有人爱看就完了。你要听某些人讲写作，呵！三要素五要素的能把你吓死。比方说有一块钱，他们不说有一块钱，非说有二百个零点五分钱。顾弄玄虚！

　　王：我非常欣赏你小说的真实感。我想问你这篇小说有多少真实的成份有多少虚构的成份？

　　龚：百分之百的真实；百分之百的虚构。

　　王：我明白了，全是真事，但进行了加工。

　　龚：对！

　　王：现在好些小说太假，脱离现实。就象一个抹白了脸的女孩，抹得再自然也不象那种天然白的女孩。

　　龚：没错，那是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抹出来的怕洗脸、怕下雨时没带伞，天然的就不怕。我们单位有个女子就这样，两道纤细的弯眉和一张雪白的脸，非常迷人。那天上班正赶上下大雨，她没带伞，等她跑进单位，眉毛白粉全冲掉了，黑得象个恐龙蛋。大家居然没认出她来，以为谁姥姥来了。

　　王：你真能夸张。

　　龚：不是夸张，中国文坛上这样的人还少吗？瞪着大眼白子天天说奉承话。我还认识一个男人，他挺有文采的，就是长得太难看，他瘸着一条腿不说还长着一身癣疥。他自称是美女作家，笔名叫咪莎，专在网上戏弄男人。那些迷了窍的男人天天求他想见面。

　　王：这个美女作家够损的。

　　龚：你想想，谁不喜欢美女作家呀。

　　王：很想听听你对目前中国小说的看法。

　　龚：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太大了、太可怕了。我可不敢说。

　　王：随便聊一聊。

　　龚：看来是想考考我。我对目前活跃在现在文坛上的那些作家的作品都很喜欢，象阿城、苏童、王朔、刘恒等等，但还没有到能看出看法来的阶段。我还很爱看那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国文坛也有点儿阴盛阳衰，好几位女作家都很可怕，尤其是“二池”和方方的作品。

　　王：二池是谁呀？

　　龚：一个是迟子建，一个是池丽。

　　王：这么个二池，南北两池子水。能谈谈对她们作品的看法吗？

　　龚：不敢。

　　王：随便说一说，你也要让我知道知道你的一些观点呀。随便说说！

　　龚：我很喜欢迟子建的小说。她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作家，看她的小说就象看优美的散文，平常的文字在她手里一编排，就变得简洁透彻富有哲理，让你看完有一种回肠荡气的美感。你看她把那个土得掉渣儿的北极村写得就象天国，我要是那个村长，就奖给她五百斤麦子当广告费。

　　王：你真会赞扬，看来你也是个很会说奉承话的人。

　　龚：那倒不是，她的语言确实好。

　　王：我也喜欢她的作品，能不能谈谈她小说的不足。

　　龚：要说不足的话就是不够深刻。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丰富的生活太重要了。一个衣食无忧的作家和一个倍受生活煎熬的作家，他们对社会的感悟绝不一样。在作品深度方面，池丽就比她强。我觉得池丽象个屠夫，下起刀来又狠又准，能把武汉小市民大解八块灵魂难藏，但她在语言功夫上远不及迟子建。我曾瞎想过：假如这两个女人要合成一个人，准会在文坛上引发地震，把那些自以为是的平庸作家全都压在瓦砾中。

　　王：是吗！看来你对语言很看重？

　　龚：我觉得语言和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语言是一个载体，它运载着你的构思和观念。语言好不见得小说就好，反过来说，小说内容好不见得语言基础好。就如同运货，你用卡车还是用面包车跟你所运的货是两回事。小说内容可以改可以拼凑，可以让别人帮你增减润色。语言不成，这一项你偷不了手，你的功底和天分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

　　王：听说你经常到街头或酒馆偷偷记录人家的语言？

　　龚：是。他们的语言太生动了，这些在书本里是绝对学不到的。我喜欢粗糙、朴素、生动的语言风格。好的语言让人看完应该能触动你的灵感，我看阿城、苏童的小说就有这种感觉，不说故事，光语言就能给我激发出很多火花来。有些人的小说内容挺好的，就是语言功底太差，必须耐着性子看。

　　王：我看你小说里很多都是讽刺教育的？

　　龚：不是讽刺教育，是讽刺教育中的唯心主义。我们自称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国家，实际却是大行唯心主义。比如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大跃进之类，就是一帮唯物主义者用唯心主义的画笔描绘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画卷。想得挺好，就是不切实际，结果越干越穷。要不是邓小平，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早垮了。反思我们的教育，同样具有很大的唯心主义成份。这个今天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就要占很大的篇幅。

　　王：看来你很注意你小说的思想性？

　　龚：错了！我的小说绝对没有思想性。我只是想提出一些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想法，引起大家的注意、争论，帮我解答明白。我觉得思想性这个词很不准确。什么叫思想性？在中国有几个有思想的？就一个人有。你看那时侯所谓有思想性的作品，就是重没重复毛主席语录。你最好别用思想性这个词，省得我听完了更加糊涂。

　　王：那就不用。用你的话说就是弄不明白的想法。我应该这样问：看来你很注意你小说有弄不明白的想法？

　　龚：对对对！因为弄不明白所以才想弄明白。

　　王：听着真累！我是越弄越不明白了。我知道你很忙，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喜欢写讽刺体？

　　龚：我觉得社会是需要一点儿讽刺的。我通过观察发现，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不是什么会思维、会使用工具，而是虚伪。哪种动物都没有人的虚伪。比方说驴顺着毛摸它它就高兴，人也一样爱听奉承话，可有的人就那么敢腆着脸说他不喜欢奉承。又比方说人人都喜欢性，老天爷就是为万物这样设计的，如果不这样自然界就不可能延续。可你看看那些老爷们虚伪的表演吧，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他们那么的喜欢可又装得那么的厌恶。似乎这就是正派。难怪有位先生调侃道：干坏事没被别人发现你就是正派人。以至于我一听见作风正派这个词就觉得那是一种伪装。

　　王：是这么回事。有的人干了坏事总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你不说也就得了，可他还到处粉饰自己。

　　龚：讽刺就是把这些虚伪的外套给他扒下来。

　　王：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