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最后的题刻人

　　白鹤梁最后的题刻截止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留下的三首诗作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和不平静的心路历程

　　■文/本报记者杨菊芳

　　2002年底，我作为本报“触摸峡江文明”记者行动组的一名成员，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白鹤梁的身边。在它中段220米长的区域，分布着自唐代至今1200年间的165段题刻，记载着这漫长历史年代里农业的丰歉、历代的官职、民情、社情、习俗等许多重要史迹。

　　白鹤梁最后的题刻，截止于1963年2月。

　　它们一共三段。第一段是首七言诗：“红日艳艳映碧空，白鹤翩翩舞东风。鉴湖泛舟歌盛世，石鱼衔花庆年丰。”落款是涪陵县文化馆。

　　第二段也是七言诗：“水枯江心石鱼现，相传鱼现兆丰年。丰稔岂由鱼断定，战胜自然人胜天。”作者是当时的涪陵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名叫林樵。

　　第三段是词《卜算子》：“涪陵长江心，白鹤梁驰名。相传石鱼唐人刻，还有佛像神。石鱼兆丰年，游者题诗称。尽管有唯心观点，贵在四代文。”作者是当时涪陵地区专员公署另一位副专员，名叫龚堪贵。

　　如果单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三段题刻算不上上乘，它们却留下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思想意识形态、经济和自然状况的记录。

　　我在涪陵城里奔走，终于了解到了这三段当代题刻的由来。

         ■白仲山：一生艰辛的文化馆长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给研讨中的长江水利枢纽工程提供水文资料，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考古队、重庆博物馆和涪陵县文化馆对白鹤梁题刻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和资料集录。

　　1962年冬春之交的时节，重庆博物馆副研究员龚庭万来到涪陵。涪陵县文化馆馆长白仲山派了两位文化馆馆员和两位临时工，协助他的工作。

　　这年石鱼没有露头。只拓了一部分题刻，江水就涨了起来，工作只好停止。第二年的冬春之交，龚庭万再度来到涪陵。这一年，赶上了长江的大枯年。刚刚进入2月，石鱼就露了出来。对白鹤梁，历史上历来有“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说法。而到这一年，当时的四川省已经连续遭受了3年大旱。这一年，上梁看石鱼的人比起往年格外的多，连县和地区的官员都去了。

　　是白仲山馆长提议续题白鹤梁的。他说：“封建社会留下了这样多的题刻，到今天对人类还有用处；我们身处社会主义盛世，更该给后人、给历史留下点东西。”

　　他写了那首落款为涪陵县文化馆的诗。此外他还写了一段后记，也充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我县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战胜了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使我们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去年比前年好一些，肯定今年必将比去年更好。”日期后面，又按先人的规矩，记下：“石鱼距水：1.45公尺长寿水位：零下0.68M”。

　　他得知地区公署的两位副专员也写了诗和词，便上门动员他们把诗词贡献出来。

　　白仲山馆长有一个非常艰辛曲折的人生。他是距涪陵不远的丰都县石柱人，大学生出身，1938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

　　解放后他屡次受到审查。以他的资历，让他在一个县级文化馆当馆长，似乎带一点“贬斥”的意味。他却毫不在意，用全部精力投入到涪陵县的群众文化建设中。他组织涪陵县农民写村史，大力推行群众文学创作和文艺演出，他本人就是一个诗歌爱好者。

　　但他没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在白鹤梁上的题刻，成为他的重大罪行之一。批判的理由，在今天看来那么可笑，但在当年，却是那么严正，那么冠冕堂皇：“在白鹤梁上题刻，是封建社会里达官贵人干的事，你身为共产党人，却和封建主义同流合污！”在这样大的罪名下，什么样的“帽子”扣不到头上去呢？

　　他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块既给了他欢乐又给了他痛苦的土地上逝世，活了70余岁。

         ■郭昭芹：白鹤梁最后题刻的牵线搭桥人

　　这些往事，大部分是涪陵文化馆退休多年的老馆员郭昭芹告诉我的。40年前，白仲山老馆长派去协助龚庭万副研究员的两个人，有一个就是他，那年他刚过30岁。

　　爬上那座灰色水泥抹面的文化馆宿舍7层，敲开右手边的那扇木门，一个身板挺直的白发人，就出现在我眼前。

　　往事历历在目，清晰到许多细节：

　　“白馆长拿着诗稿征求意见时，有一位县医院的医生，也喜欢诗词，提出‘艳艳’是不是过了？白馆长考虑后，还是用了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后来给白仲山馆长带来了灾难。“文革”中，“红日”成了党和领袖的代名词，造反派斗他时说：红太阳是红彤彤的，你却说艳艳……

　　老馆长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印在郭昭芹老人的脑海：“说话文质彬彬的，对人和和气气的。一个好人，一个人才啊……”如缕的感伤，无尽的惋惜，都融进那长长的喟叹里。

　　是他推荐了当时县百货公司的职工陈南屏书写这3首诗词。那时他在县工会搞俱乐部，陈南屏是俱乐部书法美术组的骨干。雕刻的活儿包给了县建筑社。

　　我很希望郭昭芹老人能帮我找到当年负责雕刻的石工。老人却告诉我：古往今来，没有给石工留名的，所以不可能找到。

　　“那题刻为什么没有写上陈南屏的名字呢？”郭昭芹老人吞吞吐吐，不肯说出所以然来。我从别处了解到了原委：当时的陈南屏，是所谓“有问题”的人。

　　善良的郭昭芹老人啊，他还无法从那个时代的政治阴影中走出来，怕说出了原因，会给陈老带来伤害。殊不知，经历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不会用那极左时代的眼光，去衡量、去对待任何一个同胞了。

         ■陈南屏：在“白鹤梁告别游”时才告诉孙辈

　　我在涪陵一个叫石嘴后街的巷子里的一座旧楼中，见到了陈南屏老人。

　　他已有80岁，听力不大好了。20多年前，他摔坏了一条腿，这让他更加显得龙钟。

　　在他狭小而敝旧的书房兼客厅里，靠窗的书桌放置着毛笔、砚台和宣纸。书柜里和箱笼上，都堆叠着他写好的字。40年过去了，他的字比当年更加圆熟，也更加耐看。现在他是重庆书法协会和涪陵书法协会的会员。涪陵书法协会办了一个字画门市部，

　　他还要去站柜台。他十分喜悦地告诉我：“没想到退休之后，专业搞起了书法！”

　　在涪陵，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白鹤梁上那三段新中国题刻的字是出自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之手。上世纪90年代，涪陵文化局有一年举办元宵节灯会，当时的文化馆馆长、现在的涪陵博物馆馆长黄德建出了道谜题，问这三段题刻的字是谁写的，特意设了重奖———一口价格100多元的高压锅，结果逛灯会的近万人，没一个人答出来。

　　“我学徒时学的书法和篆刻。1951年参加百货公司工作，搞橱窗陈设。那年郭昭芹找我……就在百货公司，用业余时间写的……那时候，帮他们的忙，尽义务……”

　　“那字，写的什么体呢？”我一边问，一边把黄馆长送我的书———《水下碑林白鹤梁》拿出来，翻到印着那三段题刻的几页，递给他。他把书拿到窗口，对着透进来的昏蒙蒙的光线，看了又看，才指给我：“文化馆和龚堪贵的，是楷体；林樵的，是行书。用这两种字体，是为了让群众认得到。”

　　他不是在辨析所写的字体，却像在端详久别重逢的儿子。那颤动的胡须，诉说着老人多么复杂的心境啊。

　　老人生在涪陵，长在涪陵，还在读小学时他就拓过白鹤梁上的字。他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字也会被刻在白鹤梁上。

　　1937年初春，他第一次见到江底那两条唐鲤。26年后的1963年，同一季节，他又一次见到石鱼出水。

　　从此以后，他却决绝地避开了白鹤梁。直到1986年，涪陵书法协会组织会员去白鹤梁拓字，他才重新踏上这段石梁，却有意远离自己所书的那三段题刻。

　　此后又近10年，他不见白鹤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涪陵文化局和旅游局掀起的“白鹤梁告别游”的热潮中，他领着孙子和外孙也去了。在1963年的那三段题刻前，他第一次告诉自己的孙辈：这字是爷爷写的。

        ■林樵：说不清楚不是自己同意刻的

　　我不知道陈南屏老人是不是去和自己的字告别。我也没有问这位老人，他是否也因这三段题刻，在“文革”中受到了更多的冲击。林樵老人是因此而导致了“罪加一等”的。

　　他今年86岁了，身体仍然健康，头脑仍然清醒，在涪陵笋高塘花木扶疏的干休所里，安度着晚年。

　　“我写的那不叫诗，叫顺口溜。”他用浓厚的山东口音，笑笑地对我说。他是山东牟平人，1941年参加革命，1949年随部队入川，1954年来到涪陵，就把根扎在了这里。

　　“那一年，我和龚堪贵看完石鱼回来，开始没想写什么东西。后来听许多涪陵人都在说，石鱼出水兆丰年，我俩想，我们革命者能改造社会，也能改造自然。应该是我们支配自然，而不是自然支配我们，就一人写了一首诗。文化馆长来找我要，我没给。他说你写的什么，念念总可以吧？我就给他念了一遍。‘文革’中，我作为‘走资派’挨斗，这是一条罪状。我说不是我让刻的，造反派说你不让刻怎么还刻了？我说不清楚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去过白鹤梁。

　　因为那上面有他的名字和他的诗，因为他为这受过冤屈。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避祸呢？即便在10年动乱结束，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还是小心地躲避着白鹤梁，甚至，都不愿谈起白鹤梁。受牵累的岁月只是一段，心灵的创痕却会作痛一生。我却不相信他会把白鹤梁从自己的心底铲除。

　　我分别问过陈南屏和林樵两位老人：“知道最后定下来的白鹤梁保护方案吗？”两位老人都说知道。

　　“也许过了2003年的冬春之交，您们写的三段题刻就永远淹没在江底了。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陈南屏老人没有回答我。

　　林樵老人本来一直笑着，听了我的第二个问题，神情倏然变得肃穆起来。可只一刻，他又笑了。他说：“我又写了几句诗，你想听吗？”我说：“当然想。”他就用浓重的山东口音，一字一字念出来：“胜迹本是古人留，水文记载树千秋。三峡建成鱼沉底，涪州年年庆丰收。”

　　在涪陵的日子，我还找过龚堪贵，但我没能找到他甚至没能打听到他的半点情况。我只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他是四川达县人，生于1919年。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应该84岁了。

　　他，林樵老人、陈南屏老人，以及早已逝去的白仲山老人，不管他们是有心还是无意，都做了中国水文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名字因此和白鹤梁同存。

　　还需要补充一句的是，1963年，当时的四川省的农业，确实获得了丰收。■图为2003年2月在白鹤梁水下保护工程开工前夕，陈南屏老人在本报记者陪同下重登白鹤梁现场■摄影／本报记者钱冰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