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关研究资料表明，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另一方面，精神病尤其是重症精神病防治的特点与传染病的防治相似，具有外部性，精神病不仅对患者本人及其家人带来影响，而且对社会的安定、对公众的安全也带来影响甚至危害。

　　但是，目前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精神卫生服务投入不够，以及精神卫生机构部门所有和条块分割弱化了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影响了现有的精神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再者，由于研发投入不足等原因，也影响了我国制药企业生产出安全、有效、廉价的治疗药物。为此，本报组织了两篇文章希望引起社会各方面对精神疾病的重视。

　　■本报记者 夏金彪

　　10月10日是第1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与往年一样，由卫生部主办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如期举行，而与往年不一样的是，多了一层ＳＡＲＳ阴影以及变化了宣传的主题，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的主题是“抑郁影响每个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贝汉卫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在总结了我国取得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成绩的同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指出：“社会对精神卫生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特别是对精神卫生具有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的双重特性缺乏充分的认识；精神卫生工作的机构在基本设施建设、人员培养、经费支持等方面还不适应工作的需要；有关精神卫生工作的政策完善和立法工作滞后。”

　　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精神疾病已经成为一类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精神卫生成为社会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目前至少有5亿人存有各种精神心理问题，占世界总人口的10％。国内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发病率为15．94％，轻性精神病发病率为22％，各种重性精神病人至少有1600万人，儿童行为问题、酒与药物滥用、海洛因等毒品成瘾，自杀发生率均明显上升；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在人群中的比例逐年增高；大中学生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也有上升的趋势，因心理疾病而休退学的大学生人数占休退学总人数的50％左右。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马弘告诉记者，“前一阶段的ＳＡＲＳ疫情，造成了许多非典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的精神障碍”。她认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劳动力的重新组合，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节奏加快和生活压力增加等，导致了各种心理应激因素的急剧增加，对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和方式产生明显影响，心理卫生问题及精神疾病的发生将会越来越多。

　　初步调查表明，在医务人员感染较多的医院，医务人员在离开一线、经过休整、重返工作岗位之前，仍有50％左右的人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表现出失眠、噩梦、情绪不稳、易哭泣和甚至不由自主地回忆痛苦的场面等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医疗工作秩序的重建。在不幸感染了ＳＡＲＳ的医务人员和患者中，心理障碍的发生率更高。为此，专家们对灾后的心理重建提出了具体方案，并起草了《ＳＡＲＳ患者相关精神障碍的预防与推荐治疗原则》（草案）。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虽然在这次ＳＡＲＳ中，有关方面已经注意了灾后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但是，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以及对精神卫生服务投入等问题仍然没有被社会重视。据资料显示：国外医生对精神疾病的识别率为50％，而我国医生只有16％。我国平均一万多人才拥有1张精神科床位，八千多人拥有1名精神科医生，精神卫生资源的投入和拥有量相对于精神卫生服务需要严重不足，而且，精神卫生资源分布很不平衡。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暴露缺陷

　　据资料显示：2001年卫生部门对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财政补助仅8．5亿元，占卫生财政拨款的2．3％；精神疾病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构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一次住院费用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169％，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7．2％－51．6％，许多病人单靠病人家庭的力量不能使他们摆脱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困境；精神卫生机构的部门所有和条块分割弱化了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影响了现有的精神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

　　有关卫生经济学家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精神病尤其是重症精神病防治的特点与传染病的防治相似，具有外部性，精神病不仅对患者本人及其家人带来影响，而且对社会的安定、对公众的安全带来影响甚至危害，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介入、干预并承担一定的责任。

　　据悉，我国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和监控是由三个子系统协调运作的：第一个是卫生系统，其主要职责是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第二个是民政系统，其主要职责为“三无精神病人”、经济上困难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救助，对荣复军人中的精神病人提供康复治疗服务；第三个是公安系统，其主要职责是对患者造成社会危害的患者进行强制性治疗。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精神疾病防治和管理的现实是，因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有医疗保险的人口仅为26％，精神病的治疗主要责任由患者及其家庭承担，家庭支持系统要比上面三个系统都要强：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

　　可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很多精神病人家庭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精神病防治机构服务水平较低以及社会偏见造成的一些家庭成员意识中的“病耻感”，使许多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导致精神病患者社会生活工作能力降低、社会功能严重衰退、严重精神残疾甚至出现破坏性行为的情况。

　　因此，卫生经济学家认为，精神病治疗管理的责任，尤其是上述三个部门以及患者家庭的责任需要未来的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并通过相应的组织建设和财务安排保证有关部门责任的落实。此外，残联系统在全国范围推广精神残疾病人的社会康复工作，成为精神卫生服务的重要支持力量，也要纳入精神病防治体系，成为联系政府和家庭的纽带和桥梁。

　　急需加大精神卫生领域投入

　　根据ＷＨＯ对疾病负担测算，1998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15．5％，说明我国居民有非常高的精神卫生服务需要，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精神卫生服务费用不足卫生总费用的1％。

　　据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张立副处长介绍，针对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支持卫生经济研究所的有关专家进行课题研究，确立了今后逐步改进政府精神卫生投入的策略和思路，向着更加公平、高效的方向努力。

　　为此，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有关专家提出了精神卫生服务投入的基本思路：

　　第一、精神卫生服务的责任必须由个人、政府和社会共同分担，在家庭没有负担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安全网（如收治三无精神病人的医院和收治肇事精神病人的安康医院），建立针对性较强的医疗救助制度，承担最后的社会责任。

　　第二、通过重新整合精神卫生服务资源，重新构建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为基础的精神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体系，调整政府财政拨款的方向和方法，改善精神卫生机构微观运行机制，提高精神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精神卫生服务的公平性。

　　第三、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财政投入的主要责任，由中央、省和市三级财政建立精神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基金，负责基本精神卫生服务投入，主要负责支持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基本投入资金（卫生、公安、民政、残联的资金需要整合，建立统一的精神卫生社区服务网络）、覆盖四种重性精神病人（抑郁症、双相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癫痫）的基本药物以及相应的服务费。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省级和市级财政配套资金所占比重。

　　第四、根据“重点干预、广泛覆盖”的原则建立四种重性精神病免费投药项目；实施“为精神病人购买服务”的方案；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重建的基础上，按照项目管理的原则，实行绩效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