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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抗日的岁月—一个老八路的回忆 马新民，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大黄集乡安陵集村一个贫家家庭。父亲马裕忠，一九三六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我受父亲影响，一九三九年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在本村组织儿童团并任团长。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到菏泽县长明区政府参加工作。因为小时只读过两年书，工作后感觉文化低，想入学学习文化。后经区政府同意，一九四二年五月由县文教科王力生科长介绍到大张集抗高学习。十一月抗高一分为二，我被分到抗属子弟学校高级班学习。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鲁西南根据地已相对稳定，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急需一批有文化的军政干部。鲁西南根据地的地委和专署领导为适应形势需要，经过酌量准备决定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大张集组建抗日中学。我和抗属高级班同学一起在大张庄村经过考试录取后，七月份到大张集报到。学校开始叫齐滨中学，共有八十多名学生。校长是李节如，教师有魏牧、杨友三、杨廉洁。八月份在湖西根据地活动的第二中学因环境恶化，奉命来鲁西南地区和齐滨中学合并。边区中学是按成立的时间顺序排列，齐滨中学成立时间为第三，合并后学校命名为冀鲁豫边区二三联中抗日中学。合并后有半年时间，一九四四年三月，湖西形势就逐渐稳定，二三联中又分开，二中仍回湖西地区，三中才正式定名为冀鲁豫边区第三抗日中学。 第三中学是在鲁西南地委和专署直接领导下的一所享受供给制待遇、抗大式的革命学校，教学的方针和目的是培养有政治思想觉悟，懂得军事常识，有文化知识的军政干部。教学课程是以政治、军事课为主，结合学一些文化知识。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也学习过唯物辩证法。军事课的内容：主要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军人生活的队列基本教练。抗日三中除了培养军政干部外，它又是地委和专署随时可以派遣使用的机动力量，经常去执行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战勤）等工作任务。三中又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环境恶劣，斗争残酷，这就决定了三中必须是按照军队的序列、军队的规章制度建校。生活要军事化，行动要战斗化，作风要群众化，和部队一样打背包，扛米袋，行动时还要有伪装。每个年级都编有一个武装班，并配有十多条枪，每人只有几发子弹。学校转移时在前面做尖兵，住下后要站岗放哨，早起出操，晚上点名，过得完全是军事化的生活。三中还经常奉命执行党的中心任务，一九四三年八月底，二三联中刚刚合并，专署就指示联中的大部分师生分别到菏泽县、齐滨县执行征粮和减租减息任务，我所在的中三班有班主任刘纪武带领分到菏泽县，我和同学刘宏勋、张东亮，还有区的一名同志，由我任组长，分到荷泽县更生区负责于寨村等七八个村庄的秋征工作。半个月时间将要完成任务时，就接到县区的通知，说发现周围几个城市大量增加了敌人，估计可能是敌人要进行秋季大扫荡，要各个工作点加快工作进度。第二天又接到指示，说据可靠情报，敌人很快要进行大扫荡，要我们马上由征粮转为领导群众进行反扫荡工作，要求将已经集中起来的粮食马上埋藏起来，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一天的间我们就将集中起来的粮食在各村埋藏起来。我们四个人又连夜返回到于寨，刘宏勋同学因为只有十五岁，又是外地学生，就有些担心紧张。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负责照顾你，如果遇到情况你就说是我的堂弟，名字叫马宏勋，不要乱跑，跟着我就是了。第二天天不亮听到鬼子从寨西头向街里打起了机枪，我喊了一声快跑，就沿着于寨街的北墙向东跑去，走出于寨，就跳到了路沟里，我回头一看，就剩刘宏勋一人跟着我，那两人不知道跑哪去了，向东跑了两、三里路，到了吕寨村的北地里又遇到了由南向北跑的田绿萍、李英华两位女同学，我对对她们说不要乱跑了，和我们一起走。从逃跑来的群众知道了东边，南边都有了敌人，只有北边还没发现有跑来的人，我们四人只好北走去。田、李两个女同学都没来得及化妆，还是短头发，我心想如果遇到鬼子，一看就会知道我们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我就提出要她们两位走在后面，离我俩要有二百来步距离，如果前边发现有情况，我一摆手你俩扭头就往南跑。当我们快要走到一片树林时，突然从林里出来了三个日本兵，因距离太近，跑是跑不了的，只有硬着头皮。我向刘宏勋说了句不要怕，向着三个日本兵直接走去，我还向后摆了摆手，两个女同学也发现了前面有情况，她们扭头向南就跑了，鬼子还向南打了两枪，也没打着。可能由于我们直接向鬼子走去，把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两个女同学趁机就跑掉了。鬼子兵还翻看了我们两个人的身上，就由一个日本兵把我们俩人押送到了西龙王坟村。在押送的路上，到了西龙王坟南场里时，鬼子兵要到柴伙垛边去解大便，这时，我对刘宏勋说，看有没有机会夺枪逃跑。但鬼子兵蹲下时仍然托枪对着我们，也没有机会逃走。进村以后看到有十多个日本兵，还有一个当官的，可能是个排长类的小头目。还有被赶来的本村的五十多个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恰好里面有我的一个远门四姑，见到我就问你怎么一个人跑来了，你妈妈跑哪去了，我四姑的小男孩过来还跟我说话，我四姑又叫他给我送来了一块地瓜吃，还有一位更远门的表哥和他的儿子，因为他在我村上做过生意，我们都很熟，也和我打招呼，这样可能鬼子就对我们解除了怀疑，就让我们俩个和五十个多个老百姓坐在了一起。在西龙王坟呆了有两个多小时，到了下午三点来钟，鬼子就把年纪大的和小孩放了，把余下的三十来个人又押送到东龙王坟。到东龙王坟后看到已经集中了八十多个老百姓，看起来好大一片儿。除有四个日本兵看守外，还有三十来个鬼子兵坐被抓来的老百姓不远的地方。到四点来钟的时候，敌人要垒锅灶做饭，鬼子从人群中选选了十几个年青人给他们做饭时，我们就找机会翻墙跑了。这次鬼子大扫荡将近一个月，三中学生共有五十多个人被俘，一个同学冯子器被敌人打死了，张洪基同学被抓至今下落不明，其他人都在押送中设法跑了出来。到十月底大扫荡才结束。我由于秋征工作和反扫荡中表现还好，四三年十一月初就由区队长李正伦和班主任刘纪武两个同志介绍我入党。十一月下旬联中又奉命抽调中二、中三两个班分别去路西和曹东南新解放区工作。我所在的中三班跟随分区参谋长李东潮和两个连的武装部队到曹东南新区。中间要过敌人的封锁线,我所在的武装班十一个人随同连队将鬼子炮楼围困起来,等机关、学校过去后我们再撤出赶上。在新区工作了有三个多月，上课学习时间很少，这时曹南县的县机构刚刚组成，人数不多，区、村机构还没有。新解放区主要是以新固集为中心的、周围有三十里方圆的那么大一块地方，南边就是陇海路，北边就是曹南县县城。部队的任务是在前沿警戒保卫，联中的学生和县机构的同志一起就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建村、区的政府机构。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政权基本建全起来，群众也初步发动，有的村庄还组成了农民协会和民兵机构。到四四年三月份，联中才返回至到鲁西南老区。在联中时我做过武装班的付班长，两校分开后，我做过三中一年级区队长、学救会主任，学校救会总会主任，四四年六月做过三中党总支委员，四五年二月，又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三年七月份至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三中两年时间中，共有四次征收协助政府做征收任务。除一九四五年五六月份夏季征收我因留下演节目没能参加，其它三次我都参加了。四四年夏季征收是由魏牧老师带领去考城县，时间将近一个月，任务完成后，考城县县长于子元在总结会上表杨了三中师生圆满的完成任务。四四年夏季征收三中抽调了四十多个学生，由余政德老师带领到齐滨县，三中同学分到两个区，由我负责，带领十几个人到庄庙集区工作，于老师除全面负责以外，还具体分管另一个区。值得一提的是，于老师到庄庙集区了解三中同学工作情况，我由乡下返回区里向他汇报，当天晚上遭到土顽部队的干扰，土顽主要是来区驻地抢粮食，根据报告有四十多个人，该区是边缘地区，只有十余个人的区队武装，加上我们三人也才有十七八个人，于老师是参加过百团大战的一名营教导员，又是四川人，很有战斗经验，当时他大喊一声“一二班跟我上，三班从西边迂回”，土顽一听是老八路，吓得他们就急忙逃走了。我所在的庄庙集区我分管的近二十个村庄，除圆满完成征收任务外，还帮助群众改换了五个村庄不大起作用的村政干部，受到了县的表扬，后来听于老师给我讲，庄庙集区还向学校提出要我到他那个区做付区长工作。 抗日三中还有一个学生救国会的组织，类似连队的士兵委员会，学救会的干部是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学校设有学生救国总会，各年级设有分会。学救会的任务作用是在校领导下组织执行学校的各项任务。学救会的组织情况除设有学救会主任外，还设有学习委员、伙食委员、民运委员、文娱委员。各年级的班还有选出的干事或代表，组成小组，由各分工委员领导。比如说文娱委员加上下边的文娱干事成为文娱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三中的文娱工作。在它的领导下，学校组建有剧团、歌咏队、秧歌队，经常去机关、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还经常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三中演的剧目，唱的歌曲，扭秧歌是很有名声的，受到了鲁西南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杨霄彤同志一直是学生救国会的文娱委员，就连他任学生救国总会主任时期，文娱委员仍是由他兼任，剧目、歌咏、秧歌都由他全面负责，三中的文娱工作杨霄彤同志是有贡献的。我个人除做学生会的领导工作外，演戏、唱歌、秧歌我都积极参加。一九四四年五月份，鲁西南地区闹蝗灾，蝗虫满天飞，一两天就把庄稼吃得净光。当时我任学校救国总会民运委员，学校决定停课领导群众进行捕灭蝗虫任务，就是由我以救国总会的名义出现，具体负责组织指挥执行的。在安陵集周围十几个村庄用了一周的时间较好的完成了任务，减轻了蝗虫灾害造成的损失。再如学习委员的任务是由他和各班选出的学习代表组成学习领导小组，到驻地后负责寻找上课的场所，上课的用具，组织课外讨论和自我学习，出黑版报，派留洋生，组织竞赛，互相学习。生活委员的任务是他和各班选出来的伙食干事组成伙食委员会负责生活改善和监督账目方面的管理，实行经济民主等任务。张志俭同志除做过一段总会主任外，长期做生活委员，负责经委会的全面工作，后来又做了三中总务处付主任。在三中的生活民主管理方面，生活改善方面，是做出成绩的。学生救国会除了以上这些任务外，还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在三中教员学生中也有先进的和后进的之分，凡是正式参加过工作，和抗日干部的子弟，或者是家庭情况比较贫困的一些同学，他们对学校的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军事化管理、参加中心工作，对党政分配的指示任务认识是比较好的，也是积极紧跟的，执行中都是积极的。也有少数同学家庭比较富裕，因此读书时间也比较长，来三中学习时，有的已经是高小毕业，有的将要毕业。他们比起前一批同学就文化程度来说是比较高的，但他们以脱离当前实际情况的眼光，总是怀念以前的所谓正规的办学方针、方法，学校就是学习，就要按部就班的上课学习。对于三中的以培养抗日的军政干部为目的，还要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学习没有定所，经常跟着专署移动，还得经常参加中心工作，真正上课时间很少，对这些他们就有些不习惯，不适应，以加上这些同志都有些亲友关系，他们就接近的多一些，议论的多些，甚至还讲些跟不上当前形势的言论。他们对那认识比较先进，跟领导比较紧，表现积极，又多被选为学生干部的一些同志他们还有些不服，不大接近这些同学。虽然学校和学生救国会经常组织进行互助互爱，互相谈心，交流感情认识，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这些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但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差别，也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解决了的。后来三中发生的那次反特斗争，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看待，这可能就是那次错误反特的原因之一。我在三中两年时间比较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起模范带头作用。因此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中领导评定通过我以学习、工作模范的身份出席了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军区召开的群英大会，受到了当时是比较高的奖励。 党在三中的组织机构是校设党的总支委员会，年级设党支部委员会，按党员人数支部下设党小组。在三中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党在学校的作用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是保证贯彻执行上级党的指示的作用。党在三中的组织发展工作是很有成效的，三中开始只有四名党员，到了一九四五年七月份，我们所在的一年级毕业分配时就发展了十二三名同学入党。三中党组织的决议、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的：一是通过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对三中的指示，二是通过学生救国会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和总支的决议，三是通过党员本人模范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和支部的决议。当时鲁西南地委对三中的工作是比较重视的，选调来三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多数都是各级做领导工作的党员同志，学救会的组成人员基本上都是党员。这些党员同志自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要贯彻执行党对三中的一切指示和三中党组织的决议，实际上三中一切工作就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三中的干部教师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余政德老师，他是一九四三年十月选调来的一位参加过百团大战，任营教导员，三六年入党的老同志，在三中几年工作中，一直是指导员的职务，他分工负责军事课程的教育和军事化生活的培养管理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职务高低，工作认真负责，雷厉风行，生活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在重大问题上原则性很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向不良倾向进行斗争，三中很多工作都是余老师出面组织领导执行的，实际上他起了教导主任的工作作用，对三中工作的贡献是突出的。凡是在三中学习过的同学见面时总是要谈到余老师如何如何，这就充分说明大家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三中在工作上也有过失误和教训，四四年秋错误地开展了一次反特运动，批判斗争了一些教师和学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我回忆，当时世界上打败德国法西斯已胜利在望，中国抗战胜利也不远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发动内战，想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反动步骤也越来越明显。这种国内阶级级斗争的形势使革命内部警惕敌特的破坏活动的工作也越来越注意，在这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革命内部也就容易出现过左的思潮，三中的那次反特运动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具体情况是，三中二班有一个叫刘东生的同学，他是从敌占区来的，在敌占区上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来三中后，受到了教育，又看到了一本王适味写的他要控诉国民党三青团特务活动的小册子。这就进一步启发了刘东生的思想变化，他准备向他们班的班主任交待讲清他过去集体参加伪三青团的情况。他先对他比较好的同班同学田未山讲了，田未山这个同学就是前面我讲的比较后进的学生，听了刘东生的想法，田未山不仅不鼓励他反而阻止他，不要他讲。说你讲了学校就对你就不信任了。刘东生同学没有听他的，很快就向班主任张克林交待了，也讲了田未山不叫他交待的情况。张克林听后马上又找田未山谈话，追问他为什么不叫刘东生交待，你不叫人家交待就说明你本身也有问题，田未山就在这种追逼情况下就胡乱交待了经常和他接近的XXX、XXX是三青团，张克林听后就马上向兼任校长的农康同志汇报了，农康当时是专署的秘书长，很快在三中就掀起了一场反特斗争。当时被点名要其交待问题的三中师生就有三十多个人。到了四五年的二月，经过这一段的了解审查，除了教师杨友山、学生游九思、白云还需要调查交专署审查处理外，其他学生都宣布没有问题，给予解脱。当时既没有了解审查的材料，也没有做没有问题的结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没事了，不了了之。可是这些同学离校分配工作后有的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实就主动向组织讲了这一段过程，有的同志虽然没有讲过，但一同分到这个单位的同学在一些运动过程中讲过某某同学在三中被批斗过。有的同学没讲过单位也没听有人讲过，这些同学在以后的发展中倒没受到什么影响。而自己主动讲过或是别人讲过在以后的工作中倒是受到了一引起影响。我对这场反特的认识，开始也是糊涂的，只认识到有扩大化的错误。五零年以后，认识上逐步有了变化，这可能是一个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接到过三四个同学要他们单位找我证明这一段历史，对于这一段历史是对是错我没有表态，只说明某同志被点名批斗过，经过审查学校领导宣布过他没有问题这样的证明材料。后来就逐步想到只有个人写的材料还不行，需要组织上有个结论性的意见才行。还想到组织上要有个正确的结论总要有人牵头提起写出要求查清平反的报告材料才行。我离休以后就有意识的去看望过去鲁西南根据地的领导同志。八二年我到贵州看望戴晓东付省长，在北京也找过高教部部长张承先，他们两人都在鲁西南地区任过地委书记。在北京还找过八机部的付部长刘星，他是鲁西南军分区的政委。去山东济南找过原鲁西南专署的专员张耀汉，还找过电力工业部纪委书记陆昆玉，还找过一些原来的不少同志。见到这些领导同志，我都是有意的提出三中这一反特事件，还讲了我的看法。不少领导同志基本上是同意我这个看法的，也有的没有明确表态，只说问题很复杂，需要经过议论才行。到了一九八六年，我觉得可以了，就约冯明甫、李俊英同学一起去菏泽找到原三中的教导主任、总支三书记王炳轩同志和原三中的教导干事、总支委员韩承勋同志，学、总支委员石长学同志在菏泽市召集在荷泽地区工作的原三中同学，开了几次座谈会，也吸收了一两个当时被批斗过的同学参加。进一步摸清了情况，统一了认识，然后由韩承勋同志起草，写出了评反报告，上报菏泽地委和山东省省委。经过组织一年多的调查了解，原鲁西南地区的领导同志张承先、戴晓东、刘星、张耀汉、陆昆玉、程立夫等去信表态以后，菏泽地委才正式下达了平反结论文件。 我在三中学习了两年时间，一九四五年七月份，根据党的指示，我和二十一名男同学被分配到部队工作。在三中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由于学用结合，边学边用，我在三中学生会、党支部工作的锻炼工作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参军后，先到教导大队，政治队学习，鬼子投降后，八月底就参加打长塬城，解放长塬后，九月初，接着又去攻打曹县城，打开曹县城后，教导大队领导命我带领十二个人（全是三中同学），做管教战俘的工作，并命我任战俘管教大队大队长。虽然初次承担这样的任务，但工作上并不感觉到困难。大队下面设四个中队，共接收部队送来的战俘六百多名，从二十团调来了两个斑负责站岗看守，十二个同学除四个担任中队长外，其他有的负责上课教育，有的负责审查清理，有的负责伙食管理，工作还是有头有序。经过十天的工作，清查出伪军排以上军官，包括一名付团长，伪政权科长、县长，北京伪新民会驻曹县代表，共计四十多名。六百多个俘虏兵除少数老弱病残、兵痞释放回家外，还有四百五十多名补充到两个团的部队里面，圆满完成了这次任务。九月份，调我到一纵队三旅政治部任宣教干事。十月份，参加平汉战役，消灭敌人三万多人，部队接着向东北进军，我又被调去家属队任付指导员工作。半年后，部队到达热河省地区，家属队解散，我返回部队仍任宣教干事。四六年夏，部队由热河省奉命去西北保卫延安，部队到了河北宣化，任务有变化，不去延安了，在张家口地区打了两仗，消灭了国民党十六军，部队又返回到晋冀鲁豫地区，我又被调到一纵队随营学校任民联干事。一、七纵队合并后，我又调到教导团任工作队队长。四七年一月，部队横渡黄河，消灭敌人六万多人后，部队就千里跃进大别山，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兵，情况是很严重恶劣的。九月底，进入大别山后，工作队被抽调做政府工作，任命我为大别山区金福县沙石乡任乡长。部队打了些胜仗，消灭敌人一万多人，国民党就调集了三十多个师围攻大别山，妄图把刘邓大军消灭在大别山里面，部队甩掉敌人返回了中原地区，待机消灭敌人，大别山区只留少数部队和政权机构人员。党指示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大别山斗争，环境是残酷的，经常吃不上饭，有两次工作队突然遭到敌人包围，我们都设法冲了出来，只牺牲了两个同志，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坚持了半年多，又奉命归还到部队。在河南地区休整了三个月时间，我被提升为营级干部。被调到一纵队民运部任干事，接着就开始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一纵队编为二野十六军，进行渡江作战准备，为了保证部队渡江后的粮草供应，十六军领导从军直各单位抽调了八十多名连、排、班级干部，组成筹粮工作队，我被调任工作队指导员，负责供给军直机关部队三千多人和几百匹牲口的粮、柴、马草任务。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后，工作队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既要保证部队的的粮草供应，光粮食一天就需要一万斤左右，领导特别强调要执行党对新区的政策规定，不能违反纪律，具体工作情况是，工作队八十多人一分为二，一半人员随同部队的先遣队早于部队四五个小时出发。有时路上还要应付被打散的国民党的流窜部队。到达宿营地后，工作队同志三个人一小组分散到宿营地周围村庄，调查清楚有多少农业大户，预定各户被借粮的数字，再利用原来的保、甲人员把被借粮户召集起来，宣传胜利，讲解政策，动员他们拿出粮食，给各户写上借粮的数字，借条上盖有某某部队工作队印章，要他们等后边政权机构来后交他们处理，手续办完粮食集中到几个点，再通知各部队来领，这时候借粮工作才算结束。一般情况下工作队的同志等到下午七八点钟以后才能休息，第二天由另一半工作队人员随先遗队先走，执行借粮任务，我和队长是轮流带领前往。工作队的同志比部队每天都要多走二三十里路，少休息五六个小时，过江后就是这样的工作形式由江西过湖南、到贵州，又到四川重庆。四川解放后，工作队才解散结束，军领导给我记了三等功。又调我到直属政治处任保卫股长，部队奉命返回贵州遵义，接着又调我到起义部队二七五师八二四团二营做教导员。全团共有一千七八百人，我们一共才从部队调了十二、三个人去做改造一个团的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所在二营有五百几十个人，只有我和我带的一名通讯员两人去做工作，三个月以后才从部队调来给每个连配了一名指导员。任务是很艰巨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个部队虽不是国民党的嫡系，但他是贵州省一支比较反动的国民党部队，排以上军官多数都有裙带关系，解放贵州时就有一些比较反动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山里成了土匪。二八五师就有一个团在部队起义时跑上山区成了土匪。十八军去执行改造起义部队任务的五十多个同志到了一个团里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全部被杀掉，这个团就上山当了土匪。我所在的八二四团也有两次他们秘密组织串联想拉走三四个连队上山当土匪，幸好被发现只逃走了几个反动军官，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经过半年的教育，特别是经过诉苦教育以后，部队的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被派去的这些同志处处都是以身作则，和战士谈心，爱护关心他们，一个标准，一同吃饭，当时供应上很紧张，到了五月份部队还没有发来单衣，解放军派去的同志本来都还有一套单衣，但都不穿，和他们一样穿棉衣，使起义的战士很受感动。我所在的二营是诉苦阶级教育较好的典型单位，后又在全团组织了一两次大型的诉苦活动，团领导指定由我负责大会筹备和主持。到了五零年一二月份，二八四团除排以上军官调外集中学习外，其他九百多名士兵补充到贵阳军区的一四八团和军区警卫团。任务结束总结工作时，遵义分区领导又给我记了三等功一次。五一年五月份，部队奉命离开贵州抗美援朝，我又被调到军辎重团做付政委工作，我还做过营级干部训练队的政委，军后勤部干部处处长，军干部部科长，师干部部付部长，在朝鲜呆了有七个年头，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六零年十二月份，又被调到北京国防科委第五院第二研究院研究室任政委工作。六五年五月份五院集体转业组建成国务院第七工业部，我仍在第二研究院院直政部做主任，院直党委付书记。七二年，到二十六所任核心领导小组第一付组长（党委书记）工作。八二年离休，离休前是行政十二级，正局级职务。总之，在部队服务了二十年，在国防科研单位服务了十八年，我多数是在军师两级机关工作，调动很频繁，有不少时候是单独工作，独掌一面，虽然没有做出很突出的成绩，只能说是比较好的完成了各个职务岗位上的任务。 这几十年的历程，是和我在抗日三中受到的培养教育影响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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