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反恐计划被布什延误 错失遏止9-11最后良机
2002年8月11日08:42 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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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右）和国防部长比尔·科恩（左）
“基地”组织的危害，赖斯直到“9-11”后才懂
克林顿政府的《遏制“基地”组织计划》被布什政府延误错失遏止“9·１1”最后良机一段失败的秘密历史的
混乱的政权交接复杂的权力游戏无聊的官僚政治导致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反恐计划的死亡
直接的结果是恐怖分子从容计划发动了911恐怖袭击给美国人带来永远的痛
就在美国各个政府部门还在互相扯皮的时候欧洲等国家已经开始了同恐怖主义的斗争
二ΟΟ一年初反恐计划出台恰在此时阿富汗四股势力的平衡被打破但良机都在美国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消逝
克林顿执政末期，美国政府曾经制定了一个对“基地”组织予以坚决打击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在布什政府于2001年初就任后被搁置了长达8个月之久，直到“9·１1”事件发生前一周才获通过。如果美国在2001年1月就对那些恐怖分子采取行动，“基地”组织的阴谋能被挫败吗？“我们绝不会知道，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是一段失败的秘密历史。”
打击“基地”组织的计划出台于政权交接前，克林顿政府不想再管，布什政府又宣布根本没见到什么计划，反恐方案湮没在过渡期的混乱泥沼中
在2000年10月“科尔号”爆炸案后，克林顿的高级反恐问题专家理查德·克拉克制定了一份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方案，并于当年12月20日递交到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和其他国家安全“首脑”手中。
在2001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白宫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打击“基地”组织的问题，伯杰提出了这份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计划。但是其他政府成员决定搁置这份计划，而留待下一任政府去执行。因为他们不想在权力交接前数周发动战争。
在政权交接时，伯杰为他的继任人赖斯及其副手史蒂芬·哈德利准备了有关该计划的10份简报。伯杰表示：“我给了她(赖斯)这个简报，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克林顿的班子显然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认为，恐怖主义构成重大威胁。
伯杰坚信当他离职时，赖斯应该对恐怖分子的威胁有充分理解。就某一方面来说，这是在承认失败。布什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否认接到一份打击“基地”组织的正式计划，赖斯则拒绝对此事，只是通过发言人表示，她没有印象伯杰曾提交过什么简报。但是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很多高级官员都表示，克拉克有一整套解决“基地”组织的计划。
世界上别的大国都没有像美国这样，在政府交接之际如此混乱：新的政府官员任命得费时数月才能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新政府在面对那些最为敏感的政策问题时笨手笨脚。反恐战争正是这种过渡的“受害者”，布什政府花了8个多月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评估克拉克这份早已很清晰的计划。克林顿时期的一位美国高官称：“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府交接，很可能在2000年10月末，或者11月初，我们就已经将这份(对‘基地’发动进攻的)计划变为一份总统指令。”
实际上，克拉克递交的简报的标题很清楚地写着：“对‘基地’的反应：遏制。”他呼吁美国政府摧毁“基地”巢穴并逮捕该组织的成员。克拉克的行动计划建议，美国应该大力支持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因为塔利班政权庇护“基地”组织。然后再继之以对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巢穴的秘密行动，以及发动空袭和部署地面部队，与此同时还应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从训练营里出来的恐怖分子将被迫留在阿富汗，继续为塔利班作战，从而无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
据布什政府里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份建议包含了“9·１1”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布什政府不愿意采纳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计划，军方又拒不接受克拉克这个白宫文职官员制定的军事计划，因此，这份行之有效的反恐计划成为典型的华盛顿权力游戏牺牲品
布什政府就任后，赖斯留下了克拉克，让他继续当反恐要员。2001年2月初，克拉克将他那份曾呈交给赖斯和哈德利(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二号人物)的简报再次汇报给了副总统切尼。但在布什政府内部，关于克拉克的警告究竟该给予多大的重视却意见不一。布什的圈子认为，克林顿政府是被恐怖主义问题迷惑住了。
克拉克说，对付“基地”应该是布什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但是，别的问题得到了布什政府更多的关注。整个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小组上任之初，迷恋于建立一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专心于对美军结构进行长期评估；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要一心一意要对付犯罪；至于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则在拉姆斯菲尔德、切尼、鲍威尔等人之间费力地进行协调，要知道，这几个人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工作风格都各不相同。
在共和党于1993年丢掉总统宝座时，“基地”还没有引起美国的注意。现在，布什政府“还得先了解‘基地’，然后才能断定，在他们诸多的外交政策议题中，‘基地’问题该占有何种位置”。但这样做就已经意味着延误时间。
一些反恐官员认为，布什政府之所以对克拉克的建议拖拖拉拉，迟迟未认真对待，还有另一个原因：克拉克的文件“是克林顿留下的建议”。在布什的圈子看来，克林顿政府软弱而天真，因此，尽管他们留下了克拉克，但要不要接受克林顿政府这份分析报告，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赖斯指示克拉克就恐怖主义的威胁发起一次新的政策评估进程。克拉克就此一头扎进了另一轮会议中。而他的那份反恐计划则几乎被完全搁置。
另外，克拉克的计划还是一份来自白宫的计划，这也成了这份计划遭到嫉恨、排斥的一个根源。克林顿的一位前助手说：“对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来说，这份计划不是他们的计划。而军方是绝不会接受让白宫官员制定军事计划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则建议，反恐问题应该放在美国南亚政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南亚局认为，还有很多问题，如克什米尔问题、核扩散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一样紧迫。就这样，这份打击“基地”的计划成了典型的华盛顿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还是布什打开了僵局。每天早上中央情报局给布什总统一份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绝密的总统每日简报PDP。200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中情局局长特纳向布什递交了一份有关追捕“基地”头目阿布·祖巴达的简报，美国怀疑他与“科尔号”驱逐舰被炸有关。看完这份简报后，布什告诉赖斯，“当前”对付“基地”的方法漫无目标，他已经厌倦了“打苍蝇”，要求拿出一份打击恐怖主义的全面计划。
据一位官员称，赖斯回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说：“总统想要一份消灭‘基地’的计划。”这时，克拉克在一旁提醒她，他已经提交过一份这样的计划。
布什想要消灭基地的计划，但克拉克的计划要经过“副职委员会”、“首长委员会”两级讨论审批后，才能交到总统手上。经历8个多月、无数次会议后，布什终于在2001年9月4日拿到计划。官僚政治的争吵完全破坏了反恐怖主义的气氛。
但有计划并不等于执行计划。克拉克的计划现在还得经过两个级别才能交到布什的办公桌上。第一级是“副职委员会”，由第二级主要的国家安全官员组成；第二级是“首长委员会”，包括切尼、赖斯，特纳，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最后送交布什。只有在布什签署后，这份计划才成为所谓的总统国家安全指示。+4月30日，布什政府就任6周后，“副职委员会”才开始举行会议，克拉克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据一位官员称，除主持过会议的哈德利之外，与会的其他官员，包括切尼的首席幕僚路易斯·利比，助理国务卿阿米奇，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以及中情局官员迈克罗琳，都对克拉克的计划很是热心。但结果并非立即呈交他们的上司，要求采取行动，而是一连串的会议。
据报道，这些与会高官们决定将三个问题：“基地”、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和印巴关系联系起来考虑。而在他们就这三个问题分别举行三次会议之前，他们是不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将这三个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讨论的。整个春天，官僚政治的争吵完全破坏了反恐怖主义的气氛。
一些高级官员称，克拉克并非唯一一个紧张不安的人，中情局局长特纳也是如此。每隔几天，特纳就会打电话给汤姆·皮卡德(当时他已成为联邦调查局行动主管)，问他：“听到什么东西，手里有什么东西？”而皮卡德从来都没有问过，特纳想知道什么主题。
2001年六月中旬，特纳同赖斯及助手们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一位官员称：“特纳告诉赖斯，可能会发生一次重大袭击。”另一名参加过那次会议的官员说，特纳打开了一面巨大的幕墙，指出了12个威胁。特纳并没有排除美国国内遭到袭击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基地”更有可能在海外发动袭击。
一个让联邦经济情报局(负责总统安全的机构)倍感担忧的日子是7月20日，这一天布什要在意大利热那亚出席8国峰会。特纳还收到情报，说“基地”计划在热那亚袭击布什，(恐怕除了布什的狗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袭击即将来临。)意大利人也收到了同样的情报，在热那亚港口布置了蛙人，关闭了当地的空域，部署了很多防空高炮，但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名高级情报官员称，热那亚峰会之后，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7月16日，“副职委员会”就克拉克的计划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首长委员会”也很容易定下讨论该计划的时间，这是该计划送交布什总统的最后一个步骤。
一名高官说：“原本预定在8月举行一次会议，但很多要人都不在华盛顿。”最后终于选定了一个日子：9月4日，这距离克拉克最初提交其书面计划已经将近9个月。
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克拉克一直在推销他的反恐计划，反恐领域传奇人物约翰·奥尼尔也加入这个行列，但FBI设备落后，既无足够的语言专家，也缺乏分析性头脑，还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导致对“基地”几乎一无所知。
克拉克的这一年可谓十分倒霉，但倒霉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在纽约市，约翰·奥尼尔领导着联邦调查局国内安全处，手下有100多名经验丰富的特工。到了2001年春，他们都在超负荷工作。奥尼尔的上司，巴里·马恩花费了好多时间请求FBI总部派遣更多特工、语言学家和办事员，但却一无所获。
奥尼尔在纽约和反恐领域都是个传奇人物。1995年，在他的协调帮助下，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案犯拉姆齐·优素福在巴基斯坦被捕。自那以来，奥尼尔就成了FBI反恐行动的领头人物。他傲慢、聪明而又野心勃勃，在1990年代末期曾和克拉克，以及其他为拉丹所困扰的高官进行过密切合作。
但近几个月来，奥尼尔过得很糟糕。FBI纽约市分局在“科尔号”遇袭案中担任主角，但调查开始就不顺利。也门政府一直不愿合作，率领亚丁(也门首都)调查小组的奥尼尔同当时的美国驻也门大使芭芭拉·伯迪恩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FBI在亚丁的大量出现给也门政府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当年感恩节，奥尼尔打算回国过节，又遭到伯迪恩的阻挠，怒火中烧的奥尼尔只有尽力遥控亚丁的调查。
与此同时，他的纽约分局还在加班加点，为开审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肯尼亚大使馆被炸案的四名同案犯做准备，调查人员在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和纽约之间穿梭往返，护送证人，运送文件，保护出庭作证的“基地”变节者。
但是，整个FBI设备落后，难以应付恐怖主义威胁。FBI既缺乏语言专才，也没有分析性头脑以了解“基地”状况。FBI的信息技术能力还处在前因特网时代，而且，FBI的反恐怖调查分散在56个地方机构中，这实际上阻挠了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总部之间的情报共享。
调查发现，FBI对追踪恐怖分子的资金往来未能给予足够关注。地方分局的大部分特工都被分派到反对犯罪的单位，只有少数分局专注于收集激进原教旨主义者的情报。
一名前高级助手称，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克拉克对FBI十分失望，以至于他开始到FBI地方分局进行巡回授课，讲授有关“基地”的课程。实际上，当时FBI正在窃听一些可疑的激进分子的电话。
但这名前助手称，在克林顿政府末期，FBI对白宫说：“在美国没有‘基地’分子存在，如果有的话，也已在监控之下。”
但事实并非如此，奥尼尔也肯定知道，FBI并没有掌控一切。
欧洲反恐进行得如火如荼，法国官员曾警告美国面临极大恐怖袭击的威胁，但美国官员却坚信恐怖分子只会对美国境外的目标发动袭击。
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自从1995年阿尔及利亚极端武装组织发起炸弹袭击以来，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都很严峻。
阿迈德·莱萨姆(阿尔及利亚人，1999年12月秘密携带爆炸及定时装置，通过加拿大边境潜入华盛顿州，企图发动炸弹袭击，后被美国警方逮捕)被捕后，欧洲官员确信恐怖分子不久将对美国目标发动袭击。一名指挥过多次重大反恐行动的法国官员称，莱萨姆的被捕表明，“美国必须认识到，它已经面临极大恐怖袭击威胁，必须同世界各国联合起来”。
整个2000年冬季和2001年春季，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欧洲执法人员在打击“基地”及有关激进分子巢穴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
7月28日，法籍阿尔及利亚人贾迈勒·贝格哈诺在从阿富汗回国途中，在迪拜被捕，这是欧洲一系列反恐胜利中最为成功的一击，自1997年以来，贝格哈诺就上了法国的恐怖分子名单。贝格哈诺供出了一起袭击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阴谋，并给调查人员提供了有关“基地”领导层的新情报，包括已被捕的“基地”头目祖巴伊达赫的国际行动组织者角色。法国消息人士称，她们相信美国当局知道贝格哈诺的供词。
欧洲警方的这些行动对奥尼尔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但问题是，一些美国反恐官员深信，如果2001年夏季会发生针对美国目标的袭击，也只会发生在美国境外。
FBI特工威廉姆斯多次提交恐怖警报备忘录，但FBI总部视若无睹；穆萨维早被列入可疑人物之列，法国也为美国提供了穆萨维的详细资料，但FBI总部的高官却从没注意过这些文件。此外，FBI和CIA还有一个致命的疏忽：他们并没有将穆萨维一事通知任何白宫人员。
但也有人没有忘记国内的威胁。
8月6日，正在克劳福德度假的布什收到一份总统每日简报，提到“基地”可能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除了两名FBI官员外，没有人对“基地”在美国的活动有任何了解，而如果他们曾经积极调查，他们可能就会获得情报了解到即将到来的袭击。但FBI官僚体系的缺陷使得他们无所作为。
第一个警告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7月10日，FBI特工肯尼斯·威廉姆斯撰写了一份报告，阐述了他对一些可疑的激进分子的怀疑，这些激进分子一直在亚利桑那州学习飞行课程。威廉姆斯建议进行调查，以查清“基地”是否在利用美国的飞行培训学校。
威廉姆斯在2001年初开始其对飞行学校的调查活动，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却在非反恐案件上花了很多时间。当他重新开始调查恐怖分子时，只用了几个星期就拉响了警报。他向FBI总部和两个地方分局，包括纽约局提交了他的备忘录，但在所有的3个地方，这份备忘录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受到理会。威廉姆斯撰写其备忘录5个星期之后，另一个FBI地方局拉响了恐怖警报，但FBI总部再次视若无睹。
8月13日，33岁的法籍摩洛哥人穆萨维，抵达明尼苏达州泛美国际飞行学院，进行波音747模拟驾驶培训。当时的泛美飞行学院女院长约翰·罗森格林说，穆萨维想在四五天内学会驾驶波音747。经过两天培训后，他的教官就发现，这位学生不想让人知道他是个伊斯兰教信徒。虽然穆萨维是惟一一名被控与“9·１1”袭击有关的人，但他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仍然模糊不清。
德国当局已经证实，“9·１1”劫机犯阿塔和谢赫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同室室友——比纳尔希普曾在8月向穆萨维电汇过两笔钱。据悉，比纳尔希普是为“9·１1”劫机犯提供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
不管穆萨维的底细到底如何，FBI明尼苏达州分局都深信有必要对此人进行调查。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特工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几近狂热地劝说FBI总部授权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穆萨维的电脑，但却无功而返。FBI总部请求法国的同行们提供有关穆萨维的背景资料。一名法国高级情报官员说，美国人获得了他们需要的一切资料，足以认定穆萨维同恐怖组织有关系。但FBI总部的一名官员称，在“9·１1”之前，法国只给了他们一份3页纸的文件，其中称穆萨维是激进分子，但却十分粗略，不足以引起警惕。
法国文件的准确措辞并非问题所在。和凤凰城备忘录一样，穆萨维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FBI总部的高官们因为可能的恐怖袭击而彻夜难眠，但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法国人的文件。FBI和CIA也没有人将穆萨维被捕之事通知任何白宫人员，这是一个致命的疏忽。
在FBI纽约分局，马恩和奥尼尔还在拼命要求得到新的语言学家和情报分析专家。FBI行动处长皮卡德要求司法部为该局的反恐计划拨款大约5000万美元，却遭到拒绝。据悉，皮卡德在8月份曾向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提出该要求，遭到断然拒绝。
9月初，奥尼尔开始了新的工作。他已经筋疲力尽。经过一个夏季，他意识到，继马恩之后，自己也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他上交了自己的文件，离开了FBI，做起了世贸中心的安全主管。
克林顿政府铲除拉丹以失败告终，克拉克认为美国应该对“基地”发动一场战争：扶植阿富汗的北方联盟，使“基地”分子被迫加入塔利班和北方联盟作战，这样“基地”分子就有可能死在阿富汗的前线上。
其实在克林顿时代，美国的目标就经常受到袭击，但是政府却没有能够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中央情报局声称它已经打入“基地”内部。但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萨克斯比·钱布利斯对此深表怀疑。
在缺乏卧底提供情报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必须依赖于那些不那么可靠的同盟者。中情局特工试图在阿富汗招募部落领导人干掉本·拉丹，但是部落首领的忠诚度永远都难以令人放心。尽管出现过几次突袭行动，但是他们看起来却是在越来越倒向本·拉丹。那意味着克林顿必须依靠第二个策略：通过巡航导弹解决本·拉丹，这在1998年大使馆爆炸之后已经试验过。在整个2000年，克林顿命令两艘潜水艇长期驻扎在阿拉伯海北部，一旦确定本·拉丹的位置就随时发动攻击。但事实证明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伯杰和克拉克想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1月7日，伯杰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五角大楼会面。伯杰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五角大楼应该重新考虑对本·拉丹的行动方式。他建议选择巡航导弹之外的方式，例如向阿富汗派出一支地面部队干掉本·拉丹。科恩表示他会考虑这种方式，但是实际上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将军是反对这样做的，他们担心会重蹈1980年在伊朗营救人质的覆辙。并非仅仅是五角大楼不愿意采取一个更积极的反恐政策，政治家们也是这样。
由于总统选举的日期即将来临以及他自己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缺乏可信性，这时的克林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根本无法发动一场军事行动。
对克拉克来说，“科尔”号被炸是旧政策没起作用的有力证据，也是美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对“基地”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塔利班并没有完全控制阿富汗。在这个国家的东北部，以马苏德为首的北方联盟仍然在顽强抵抗着塔利班的统治。克拉克认为应该向马苏德提供资源以帮助他发展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这样，离开阿富汗训练营的“基地”份子将被迫加入塔利班和北方联盟作战。一名反恐官员说：“将他们牵制在阿富汗的前线，你就有希望在这过程中杀死他们。而且他们也将无法离开阿富汗策划恐怖袭击行动，那是一种常规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意味着美国人必须直接介入阿富汗错综复杂的政治。
在阿富汗的土地上，有4股力量在斗争。“基地”日益控制了塔利班的事务；巴米扬大佛从世界上消失了，巴基斯坦意识到自身已很难缓和塔利班的行为；马苏德领导下的北方联盟最终未能盼来美国的支援，不得不继续孤军奋战。
2001年春天，阿富汗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艰苦的一块土地，4股力量为了争夺地盘而不断争斗。
阿富汗大部分国土都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塔利班的一些领导人，像穆罕默德·奥马尔是激进主义者，其他人则是民族主义者。
那时候，塔利班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境内。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其西部边界可以保持和平。第3种力量是北方联盟，盘踞在阿富汗东北的一个抵抗运动。和马苏德一样，大部分北方联盟士兵和领导人都来自塔吉克族。马苏德只控制了阿富汗10%的土地，而且在2000年遭到塔利班的重挫。不过依靠他的人格和名声，马苏德仍是“塔利班惟一的军事威胁”。
最后是“基地”组织。它是1979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者逐渐聚集到阿富汗而形成的。1996年，拉丹及其追随者被苏丹驱逐之后重新返回了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训练营设在阿富汗，本·拉丹提供的武装分子和金钱成为塔利班攻击马苏德的重要支持。
2001年春天，这4种力量之间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了。塔利班内部的“温和派”失势。2000年，被认为是塔利班2号人物的穆罕默德·拉巴尼暗中与马苏德通好。马苏德的秘书艾哈迈德·贾姆希德说：“他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卖给了‘基地’和某些邻国。”去年4月，拉巴尼死于肝癌，在此之前，“基地”已经日益控制塔利班的事务。
在拉巴尼死之前的几周，穆沙拉夫的政府已经开始得出相同的结论：巴基斯坦已经很难缓和塔利班的行为。尽管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塔利班仍然执意要炸毁有1700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穆沙拉夫派其内务部长穆因丁·海德恳求奥马尔手下留情，塔利班外交部长及其驻巴基斯坦大使都有意保留巴米扬大佛，但是奥马尔坚决回绝了海德。几天后，巴米扬大佛从世界上消失了。
随着冰雪融化，春暖花开，塔利班和“基地”似乎正在准备对马苏德发动攻击。但是“基地”在塔利班的影响日益加深，这并不受当地阿富汗人的欢迎。而本·拉丹的势力也使马苏德更加迫切要寻求外来的支援。
曾是马苏德亲密助手、现任阿富汗外交部长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说：“我们对美国人，对所有人说，‘基地’正在实施一个跨国界的计划。”2001年4月，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在欧洲议会外说：“如果布什总统不帮助我们，恐怖分子很快就会摧毁美国和欧洲。”
虽然克拉克的计划也认为很有必要扶植北方联盟与塔利班抗衡，但是马苏德最终也没有盼来他所需要的援助。大多数时间里，北方联盟派往华盛顿的代表只能和美国的低级官员周旋。在7月访问美国时，阿卜杜拉才第一次见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北方联盟渴望美国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抵抗运动”，但是从来都没能如愿。因此，马苏德不得不继续孤军奋战。
2001年9月9日，两名一直在等待的阿拉伯记者获准在午饭前采访马苏德，当卡利里开始将第一个问题翻译成达里语时，爆炸发生了，炸弹就藏在摄影机里。当抵达医院时，马苏德已经死亡。那一天晚上，塔利班对马苏德的前线部队发起了进攻。
当秋意开始降临阿富汗东北部时，马苏德还没有恢复元气。他的夏季攻势遭到重挫，夺回塔卢坎城的行动以失败告终——2000年塔利班从他的手里夺走了这个城市。
9月1日，马苏德召集他的指挥官们到司令部开会，计划对塔利班发动一次攻势，但他的一个将军，查希尔·阿卡巴回忆起了一个电话，使得马苏德改变了计划。阿卡巴说：“有人告诉马苏德，‘基地’在前线部署了5个战斗小组。”北方联盟的士兵们报告说，塔利班武装和“基地”武装结合在了一起。不过，虽然9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前线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但南方还没有出现重大攻势。
一名阿富汗高级情报官员说：“我们都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发动进攻。塔利班的通讯记录也表明，前线部队受命等待。”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与此同时，大约三周以来，两名阿拉伯记者一直在等着采访马苏德。这两人说他们是设在伦敦的伊斯兰观察中心的代表，带有该中心负责人阿尔希里的介绍信。他们安全通过了塔利班前线。
9月8日晚，这两人变得坐卧不安，缠着马苏德的官员，非要会见他不可，并威胁说，如果24小时内见不到马苏德，他们将返回喀布尔。
最后，9月9日午饭前，他们终于获准可以采访马苏德。达施蒂被邀请进行现场拍照。马苏德坐在他的朋友，现在的阿富汗驻印度大使马苏德·卡利里旁边。
两名采访者走进了安排采访的房间，在马苏德身前支起了一个电视镜头。卡利里回忆道：“他们非常镇静，非常从容。”他问他们代表哪家报纸，他们说他们代表伊斯兰观察中心，卡利里变得不大愿意继续这次采访，但马苏德说还是继续采访吧。
卡利里说，马苏德希望能在开始拍摄前知道他们的问题。他说：“我记得他们问了15个问题，其中8个是关于拉丹的。我看了看马苏德，他显得不很高兴。通常他的额头只有一条皱纹，现在却出现了5条忧虑的皱纹。但是，他说，‘好吧，开始拍摄吧。’”
卡利里开始将第一个问题翻译成达里语；达施蒂则在一边照相。
达施蒂说：“就在这时，我觉得发生了爆炸。”炸弹就藏在摄影机里，爆炸炸死了一名采访者，另一名采访者则在企图逃离时被马苏德的警卫击毙。
卡利里相信，是他的护照救了他，当时护照正好装在他左胸口的口袋里，后来发现护照中扎进了8枚弹片。
卡利里记得他被同马苏德一起匆忙送上了一架直升飞机，当时，马苏德伤势十分严重。当他们抵达医院时，马苏德已经死亡。
这两名刺客来自欧洲，他们是一个与“基地”有同盟关系的团体的成员。马苏德的敌人们一直在等着这个消息。过了几个小时，塔利班电台开始大肆宣扬：“你们的司令已经死去，现在，你们将无法抵抗我们的进攻。”马苏德的一名参谋说：“他们很聪明，刺杀马苏德之后，他们就开始发动攻势，那一天晚上，塔利班对马苏德的前线部队发起了进攻，”马苏德的部队最后一次独自进行抵抗。
就在马苏德遇刺后50个小时多一点，“9·１1”劫机犯阿塔已经登上了美联航11号航班，正在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
当阿富汗的战争再次打响时，布什已经签署了克拉克的计划。用不了多久，北方联盟就将得到他们许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援助：美国特种部队、金钱、B-52轰炸机，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捕食者”无人侦察机也将倾巢而出，飞临阿富汗上空。
但这种援助却迟来了太久太久，因为，就在马苏德遇刺后50个小时多点，“9·１1”劫机犯阿塔已经登上了美联航11号航班，正在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
9月11日早晨，奥尼尔，这位克拉克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前伙伴，来到了他的新办公地点——世贸中心上班。这份工作他刚刚干了两个星期。
在阿塔和谢赫驾驶着他们所搭乘的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后，身在世贸中心之外的奥尼尔给儿子和女友打电话说，他很安全。然后，他回头走进了世贸中心。10天后，他的尸体被发现。
“掠食者”？无人买单！
“掠食者”在1995年最先用于波斯尼亚战场。随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开始改进设计以让它可以拍摄图像。经过改进的“掠食者”在2000年9月准备完毕，中央情报局将其飞往阿富汗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测试。
结果令人满意，传到白宫的录像可以让人推测谁可能是本·拉丹，中央情报局第一次有办法检查其阿富汗代理人提供的情报的真伪了。克林顿的一位前助手说，如果我们接到有关本·拉丹的报告，我们可以派“掠食者”到其上方并锁定目标。
但是在2000年10月，“掠食者”在一个与阿富汗接壤的国家的基地降落时坠毁了。同时，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认为阿富汗冬天的天气将使拍照片变得很困难。克林顿政府预计“掠食者”必须等到2001年3月才能重返天空，而那时他们早已离职了。
实际上，“掠食者”直到在“9·１1”之后才再次投入使用。在2001年早些时候，当局决定设计新的“掠食者”，它不仅能拍照，而且装备有“地狱之火”导弹。
但是令克拉克和其他白宫助手感到受挫的是，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无法决定由谁掌控这个计划以及由谁来出这笔钱，尽管每架的造价只有100万美元。中央情报局也反对使用旧型号的飞机，害怕“基地”会发现这些飞机。
美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说：“一旦装备了这些东西，我们不希望仅仅让它飞越一群人的上空，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这样会暴露我们的能力。”克拉克则坚持应该继续使用“掠食者”，因为它所能提供的功能已经足够。
直到7月16日，“副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仍然无法作出决定。而有关由谁付钱的争论则持续到8月份。
政府官员坚持声称他们在春天并没有无所事事。例如，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跟踪可疑的外国资产，并查阅克林顿时期的“发现看中情局有没有机会杀死本·拉丹”。
情报机关有关恐怖袭击的情报吓坏了这些高级官员。6月22日，五角大楼下令全军高度戒备，并命令第五舰队的6艘战舰出海以免在港口被袭击。一时间，似乎美军在土耳其、德国、东南亚等地的基地都有可能受到袭击。但独立日，美国人也安全度过了。
克拉克召开会议并要求中情局反恐中心副主管本·邦克简报本·拉丹的计划。邦克表示，“基地”正在策划一次“壮观的”事件。但是没有人知道恐怖分子将在何时何地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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