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扛红旗农民饿肚皮 黄山市“形象”有多重？　　

　　刘以宾

　　新华社报道：安徽休宁县和祁门县2001年、2002年连续两年调低部分乡镇虚报的农民收入数，重新戴回了脱去10多年的贫困县帽子。这件本来值得肯定的事情，却遭到黄山市一些领导的批评，理由是“有损黄山形象”。

　　假如这些领导们对当地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以及虚报的问题心知肚明，那么就很容易推知，他们试图维护的“黄山形象”是一种怎样的内涵，也不难理解“黄山形象”表达和实现着的是谁的利益。

　　据报道，在黄山市的4县3区中，有3个县是省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安徽省3个不通公路的乡全部在黄山。按说，一个乡镇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受制于多种因素，即使该地农民收入水平和条件好的乡镇在数字上比不好看，也并不说明在这里做官的人就一定没能力或未尽职尽责。鉴于偏远、贫困乡镇比较集中的客观现实，反映黄山市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字假如不太好看，也同样不能证明该市领导就不是好官。

　　但不知从何时起，数字成了证明官员尽职尽责程度、工作能力、为官政绩的主要依据和表现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地方官员们如此看重数字，甚至为数字不惜付出信用成本、不惜冒损害个人人格形象的风险而指使统计部门搀杂使假，大抵是出于某种“体制性”的无奈，是无法抗拒体制弊端的表现。所以，一味地谴责官员，从他们的个人操守上找原因，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失公允。

　　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眼下统计农民人均收入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假如此类统计数字主要是为评价农业县、市党政官员政绩提供依据，那么，这种统计实在应该被取消。因为多年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只要统计数字与官员“臧否”相联系的体制弊端存在，数字造价现象就不可能真正根除。

　　其实，若想找出几条统计农民平均收入的正当理由似也不难。例如，党和政府在确定路线、方针以及制定政策，尤其是制定与农业有关、与农民负担有关、与对贫困农民的救济有关以及与农民子弟受教育有关的政策时，必须把农民现实收入状况作为基础数据。

　　而数字造假现象的大量存在业已证明，通过现有渠道一层层统计上来的数字，与客观现实往往相去甚远。以这样的数字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偏差是在所难免的。

　　中央政府要想保证统计数字的真实，就必须首先下决心解决各级统计部门运行体制和操作手段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一级统计部门仅仅对同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负责，甚至仅仅对个别行政长官的“面子”负责，就不可能对统计数字的客观真实性负责、对中央政府负责，更谈不上对农民负责、对党性负责、对法律负责。

　　一级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的确负有指导、推动、协调的责任，但GDP增长不应被作为政府业绩、政府形象的首要标志，而公共事业、环境保护、社会救济以及基础性建设才是其主要责任。仍以贫困地区的农民平均收入统计为例，假如该数字不再成为评价党政官员能力、贡献的主要依据，他（她）们干吗要冒着风险指使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