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 本报特约记者 唐向东

　　　 在那片青石垒砌而成的隔离墙内，笼罩着一层令人心悸的神秘。墙外，我默默地祝福我的战友们早日平安归来。

　　　 非典来了！

　　　 听说非典的时间不算短了，但真正切身感受到它的存在，却是此刻。

　　　 4月24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和武警部队抽调1200名医务人员到京，组建北京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25日，首批人员进驻。29日，记者搭乘一辆运医疗器材的军车，走进了这座警戒森严的医院。

　　　 非典时期的非常智慧

　　　 抵达医院，已是深夜。这座7天建成的医院还明显有着工地的影子，许多建筑工人与穿着军装的士兵和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一块儿忙碌着，组建不到两小时的医院党委还在开会。此时，距4月30日晚11时开始接收病人的计划，已经不足24小时。

　　　 30日，记者在隔离病区得知一个新消息：医院收治首批病人的时间推迟到5月1日晚上11时。

　　　 新消息带来的不是松口气，各种大型医疗设备的安装、调试在更加忙碌地进行。为了这些大家伙，筹建组还颇费了一番心思。历来都是先修房，后摆家具，可这太费时间了。

　　　 非典时期得用非常办法。铺好水泥地面，先用吊车把各种大型医疗设备吊进去，然后边安装调试，边在四面砌墙。

　　　 这招节约的时间是惊人的。5天时间，所有CT机、X光机、生化分析仪、B超和环氧乙烷消毒柜等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完毕，紧急筹措的390种西药、76种中药共计近2000个剂型规格的药品也全部到位。

　　　 置身于这座在荒野旷地上拔地而起的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医院，记者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和平时期的军人们已经把这里视为真正的战场，正在用一种打仗的超常思维，在等待“信号弹”升起。

　　　 非典病人来了

　　　 5月1日下午6时，白天还忙得热火朝天的医院工地，突然间变得格外安静。

　　　 这次抽调来的医护人员，大多数没有接触和救治过非典病人。尽管医院已专门对他们进行了非典救治和个人防护培训，但大战当前，紧张还是免不了的。

　　　 晚10时，穿上一层上下分体的洗手衣、一层连体防化服和一层隔离衣裤，戴上30层的口罩、护目镜，医护人员全副武装地进入“战斗”岗位。

　　　 当晚，记者没有被批准进入隔离病区，只好躲在墙外一个武警战士难以发现的地方默默等候。

　　　 0时40分，当第一辆救护车缓缓地停在医院隔离区大门外时，我难以形容自己的心情，紧张，激动，害怕，新奇！非典真的来了！医务人员没想那么多，只见他们或扶或牵地，将病人一个个地领进隔离区大门。

　　　 相约在打完这一仗后

　　　 去年才从军校毕业的年轻护士小芸，是记者直接采访到的第一位在隔离区工作的医护人员，但她再三叮嘱不要写出她的名字。

　　　 她隔着隔离铁栅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们都是写了请战书来的。医院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后，大家都很激动，我们科每个人都写了请战书，好多人都瞒着家人说是到外面出差，我也是这样瞒我妈妈的。”“虽然我们在出发来的时候都很激动，但第一次走进病房的时候，我心里还是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对这种病实在太陌生，就像面对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时时都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刚开始几天，我真的很紧张，也特别想妈妈！我妈妈心脏不好，最近又复发了，我真不敢想像她知道我在这儿后，会担心成什么样子！”她突然有些哽咽，眼圈也红了。“几天下来，我慢慢习惯了。而且病人们都很友善，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每次我去病房，他们总是告诉我不要太靠近，怕传染我。病人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最后，她再次叮嘱记者，不要把她的名字写到报纸上去，她说她不想让妈妈知道自己在小汤山，在天天和非典打交道。

　　　 记者答应了她，并与她约定打完这一仗后再见。记下了我的电话后，她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还有病人在等着她，小芸急匆匆地走了。记者在心里默默祝福这位今年才20岁的女孩，也祝福养了这么个好女儿的妈妈身体健康！

　　　 人人都成了明星

　　　 第一批136名病人顺利接收后，医院开始正式运行起来。

　　　 医院是临时组建的，院长张雁灵、政委徐达穗4月29日晚才奉命就任。由于抽调人员不能一下全部到位，先期到达人员工作的紧张程度超出想像。“我坐着也能睡着！”副院长周永志的笑容里都是疲惫。这位来自解放军第302医院的传染病专家，是我国第一例艾滋病的收治者，也是北京市首例非典患者的主治专家。在此之前，他已治愈了27个非典病人。从4月25日总后卫生部将其点将入“帐”，担任小汤山医院副院长兼医院专家组组长，到30日凌晨，他“5天加起来才睡了20多个小时。”

　　　 然而，超强度的运转一点儿也不影响士气。由于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部队，每个医疗队都成了本部队的代表队。医院又实行各单位医疗队分病区包干执行任务，这就使各病区有了竞赛的味道，人人都有一种打擂台的干劲，谁都不愿落后。

　　　 在这次抽调的医务人员中，夫妻兵、父子兵和姐妹兵都有。更有趣的是，这些被抽调来的人都成了家乡媒体追踪的热点。南京军区医疗队里的一对亲兄弟一起进驻小汤山后，每天都有媒体打电话来采访，他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都是家乡媒体最吸引眼球的新闻。“医疗队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乡的‘明星’，当地电视台、报纸每天都要报道我们的情况，大家劲头很足，都想给家乡和单位长长脸。”南京军区医疗队的领队告诉记者。

　　　 鲜花盛开的护士节

　　　 对于护士长陈丽娟来说，今年的护士节也许是她最难忘的一个护士节。

　　　 5月12日上午8时，陈丽娟一走进隔离病区，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束束、一排排火红的鲜花，开满了整个走廊和病房，病区的每个角落都弥散着清幽的花香。昨天，北京市昌平区妇联在母亲节、护士节来临之际，给每个医护人员和每个身为母亲的患者分别献上了一束鲜花，而医护人员又把这些鲜花全部献给了病人。

　　　 陈丽娟告诉记者，她当了10多年的护士，以前的护士节是如何过的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今年的护士节她是忘不了的！忘不了非典，忘不了那么多的鲜花，忘不了那些病人贴在隔离病房玻璃窗上的“解放军万岁”、“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的纸条……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陈丽娟忘不了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而记者忘不了的事也太多太多了！

　　　 那天，二病区护士长陈朝晖突然接到一个病人打来的电话：“护士长，有个护士晕倒了！”陈护士长马上赶到出事地点，原来是一个外勤护士，由于层层隔离衣和层层口罩的包围，加上天气热，突然虚脱了，躺在地上不能动弹。陈护士长赶紧采取措施急救。

　　　 刚刚处理好这名护士，那个病人的电话又打到了护士站：“你们辛苦了，请一定多保重！我希望出院的时候，能见到你们每个人都健康平安。”那一刻，工作再苦再累也从不吭一声的陈朝晖，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或许，发生在这个白色而宁静的隔离病区里的所有故事，根本就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惟有让那开满病房每个角落的鲜花，和那贴满玻璃窗的祝福纸条，去传递一个个默默的祝福……

　　　 5月15日上午10时，见证了走进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的第一批非典病人的记者，又见证了第一批康复患者走出这里。在一片欢笑和祝福中，记者的心里却在感受着一种别样的沉重。

　　　 作为一名记者，我幸运，我见证了这场和平时期的战争，并尽我所能，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在这场战争中的中国军人。作为一名军人，我担忧，我不知道我的战友们何时才能走出这道森严的青石墙，何时才能回到家中安慰父母、陪伴妻儿，何时才能自由地在阳光下漫步。

　　　 我祝福他们，并与他们相约：举杯！在隔离区外！

　　　 辗转首都的消毒小分队

　　　 发自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应急小分队消毒现场 本报记者 从玉华 通讯员 庄文斌 陈静

　　　 五月的北京，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惟有洁白的口罩，提醒着人们，非典正在这个城市肆虐。

　　　 下午2时，6辆迷彩大罐车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戛然停下，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交警以标准的手势指挥着，绿灯、绿灯、一路绿灯。行人，后退、后退。

　　　 “哗”的一声，水雾从大罐车里喷洒出来，强大的水雾刹时笼罩了路面。车，没有减速，水雾，像直线一样整齐。两分钟后，大罐车撤离。

　　　 这些大罐车，是为了抗击非典、保卫首都，国家紧急派出的一支消毒“应急小分队”，他们来自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

　　　 防化兵，唐山大地震时出现过，1998年抗洪时出现过，而今天是它们建国以来的第三次特殊行动。这也是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建校53年来，第一次组建应急小分队。

　　　 离开这里，小分队立即奔赴下一个消毒区域。各大医院、各总部机关大院，在北京，小分队的目标单位有60多个呢。

　　　 除固定地区的消毒任务外，小分队还需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开赴突发病区。由于消毒地区多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段，为了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小分队一般白天在郊区消毒，晚上到城区。

　　　 “着装，准备出发！”

　　　 打开包，取出防护服，从脚到头穿上，戴好面具，45秒钟，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加水、装料、检查车辆装备、出发，15分钟，没有停顿。

　　　 在小分队的训练场地，这些闭上眼睛都可以重复的动作，每天还要进行演练。绿色的橡胶连体防护服、黑色的防毒面具、经过特殊比例配置的消毒水，从加入小分队那一刻起，这一切组成了队员们生活的全部，他们和这些装备一起被隔离。

　　　 采访中，记者发现，看似简单的冲冲刷刷的消毒，却被这些“大老粗”们变成了精细的活儿。有些地方，文物多、建筑材料特殊，而消毒药水药性较强，对植物、大理石、花岗岩等有一定的破坏性。为了不让一滴多余的药水洒到马路旁边的花草树上，战士们加班练习开车技术，硬是练就了把水雾洒成直线的本领。

　　　 防护服密不透风，长时间戴防毒面具，导致大脑缺氧，头晕、恶心，可在小分队队员面前，这些都不是问题。车辆喷洒不到的地方，用喷枪喷；喷枪喷不到的地方，就用脸盆端着洒。

　　　 消毒液中含有漂白成分的氯，一次任务下来，出门前穿的迷彩服，颜色褪去大半，黑袜子也变成了白袜子。消毒液弄到皮肤上，效果立竿见影。休息时，不少人觉得小腿发痒，卷起裤子轻轻一挠，汗毛就掉了，大家笑称“这是世界上最有效的‘脱毛灵’”。

　　　 从4月22日至今，小分队的小伙子们忙坏了，“看来还要忙下去”。可眼看着非典病人在一天天少下去，小伙子们又乐坏了：这些天没白忙！

　　　 守在特殊的哨位

　　　 发自小汤山武警执勤现场 本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尹长兵 丁志军

　　　 4月28日，奉中央军委命令和北京市市委市政府要求，武警北京总队紧急抽调近300名官兵赶赴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担负封锁控制和服务保障任务。

　　　 消毒，量体温，间隔1米

　　　 5月13日早晨5时55分，驻扎在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的武警北京总队五支队16中队指导员孙海飞，戴上口罩和手套，悄悄来到消毒房，迎接下哨的战士。

　　　 在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孙海飞所在的中队担负着隔离区、限制区和生活区的封锁控制任务。消毒房在哨位和营地中间，武警战士们要从哨位回营地，消毒房就像一个过滤装置，每个人都必须进去过滤消毒一次。

　　　 消毒房里，下哨的战士已经脱光衣服进了房间。作为指导员，孙海飞来的目的就是监督战士们，严格按照消毒程序给自己消毒。因为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把病毒带到营区。

　　　 停留片刻，孙海飞又往战士宿舍赶，监督大家做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量体温。

　　　 40分钟的早操，压缩为了20分钟，多出的20分钟为量体温专用。体温计是每个人都有的，起床后，在原地测量，然后由每个房间的组长上报。宿舍已从十几人住一大房间变成两人一间，说是为了减少病菌感染的机会。

　　　 如果谁的体温测量3次都超过了37.3摄氏度，那么他将不能再执行任务，而被送到指定的地点观察，直到确诊。

　　　 吃饭的规矩也变了，隔离区和限制区、生活区、上哨的、下哨的分别吃。饭堂里10人一桌的热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桌4个人对着坐，保证两个人的间隔在1米左右。新规矩还有：取消饭前集合，吃饭不准讲话，不能给别人带饭，饭后不能在食堂等人。同时，间隔1米的规矩同样适用于户外活动。

　　　 站岗不穿警服穿防护服，行礼用眼睛，换岗背靠背

　　　 傍晚6时的哨，5时20分，16中队的战士欧春生就从宿舍出发了。虽然每班哨只站两小时，可是从上哨前的准备到下哨后的清洁，加起来却需要3小时40分钟左右。

　　　 从宿舍出来，小欧已经戴好了口罩和手套。列队到达消毒房，脱掉除内衣以外的所有衣服，穿上部队特别下发的两层防护服，最后换上经过消毒而且密封的执勤鞋。消毒房外，专门的车辆把大家送到了18个执勤地点。

　　　 特殊的岗位，当然会有很多特殊的规矩。换哨，由以前的面对面改为背靠背，这样可以减少感染的机会。小欧的哨位在隔离区的西北门，站在那里，远远可以看见病人在房间里的活动。“每次上哨，心里都很紧张。如果让一个病人跑出来，就会造成社会恐慌；如果自己被感染，又会造成新的传染源。我们就像长江大堤上的一块土，既要堵住洪水，又要自己不被冲走。”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为了维护良好的自我形象，也为了确保不被感染，部队规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严禁战士们在上哨时间用手触摸身体的任何部位，也不允许和医护人员讲一句话。最让大家不习惯的是行礼，以前行举手礼，现在行注目礼。

　　　 检查证件是战士们上哨时的重要工作，只有证件齐全无误的人才能通行。为了严格防范，医院里有的证件一天一换，有时还几证并用，为此，部队每天都要进行辨别能力的训练。

　　　 晚8时，欧春生下哨了。天气热，身穿两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他早已大汗淋漓。但为了防止把病菌抖落到地面，他还是轻轻地脱下全部衣服，进入消毒房的洗浴室。“要先用消毒肥皂洗手3次，然后再洗脸3次，用清水漱口5次。最后才是身体，起码也要洗上3次。”小欧说，因为是5个人轮值一个哨位，所以每人每天都要上哨两次，也就是说每天起码要洗两次澡。

　　　 洗完澡，穿上上哨时脱下的清洁衣服，回到营地已过9时。小欧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准备上凌晨的另一班哨。

　　　 非典时期的救命时刻表

　　　 发自军事医学科学院 本报特约记者 唐向东 通讯员 吴志军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了2003年的中国！

　　　 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用行动诠释着“军人”的内涵。4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该院，高度赞扬这群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中国军人。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种原因不明并且传染性强的“非典型肺炎”疫病，开始在广东部分地区悄然蔓延。

　　　 消息立刻传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因不明？传染性强？职业敏感告诉这些成天与各种危险打交道的人们：此次疫情不一般。

　　　 广州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上午10时，正在参加全军学术会议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流行病专家、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曹务春，接到院里命令：由他与该所另一位病毒学专家祝庆余一同前往广州疫区采样，尽快展开疫情研究。

　　　 曹务春当即退出会场赶往机场。两天后，疫病病毒组织样本被成功采回。

　　　 与此同时，一项重大科研攻关行动计划，在该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迅速启动。

　　　 2月15日，参加攻关的所有科研人员，全部放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研究，携带非典标本进入研究所的 P3实验室。

　　　 P3实验室是该院专门用于烈性致病微生物研究实验的特制实验室。密封的实验室里，气压低，空气闷热难耐；科研人员不仅要穿上3层特制的防护服、戴上7层防生口罩，而且不能喝水、进食，不能上厕所。

　　　 细胞培养、小鼠感染、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动物实验、病原分离……这是一场与死亡争时间的较量。在一次次研究实验后，2月23日，研究人员获得致病病毒的第一手证据和大量病毒样本，并最终确定了病原体。

　　　 2月26日，研究人员把分离出的病原体放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病毒颗粒。经过反复分析实验和专家验证，他们初步确定非典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

　　　 为求科学准确，他们请来已经退休的著名病毒学家陈德慧研究员。这位在我国第一个分离出冠状病毒的权威专家，看到用电子显微镜拍摄到的病毒照片后，当即予以确认。

　　　 4月9日，“非典病原体就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这一重大发现得到国家卫生部权威专家的确认，非典面纱被彻底揭开。

　　　 在非典元凶被确认的4月9日当天，院里就决定，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测序，然后通过与猪、羊、牛、鸡等动物所有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相比较，追踪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研制出阻断这一来源的药物和手段。为此，院里决定与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合作，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

　　　 还是在当天，18时，双方从提出计划到签字，仅用1小时就达成了合作协议，拟定了测序计划，进行了工作分工。

　　　 还是4月9日，24时，所有病毒资料送达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双方专家连续熬了两个通宵。36小时后，4个新型冠状病毒株的全基因测序完成，测序结果与加拿大、美国报告的序列基本一致。这一成就，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4株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测序的国家，也为寻找冠状病毒的来源，研制非典诊断试剂、疫苗和预防治疗药物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其他攻关小组也各有斩获。

　　　 4月16日，“免疫荧光法”快速诊断技术面世。这种快速检测技术，仅用两小时便可获得非典检测结果，较好解决了非典诊断依靠临床指征判定的难题，对非典病人的早发现、早治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4月21日，由青年专家陈微领衔研制的“基因工程人ω干扰素”正式通过专家认证。该药物不仅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而且对变异冠状病毒的攻击具有较强的防护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典病毒。4月30日，这种干扰素正式得到国家药品监督局批准进入临床实验，成为我国又一个防治非典的临床用药。

　　　 4月25日上午，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全部科研攻关人员实行封闭管理，全力攻克非典。命令下达后的当天下午5时30分，来不及与家人作任何嘱咐和告别的科研人员，全部进入指定的封闭地点。

　　　 非典还在肆虐，写这篇稿子时，已是深夜。此刻，设在全军微生物检测中心大楼内的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在那里，还有一群军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