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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网讯 凡是关心中国纪检监察建设与反腐败事业的人，凡是对近年来查办一批腐败大要案多少有些印象的人，应该都听说过“刘丽英”这个响当当的名字。 这些年来，这位原中纪委副书记———一位奋斗在纪检监察战线长达近二十四年的“老纪检”，一向以秉公办案、不徇私情而被海外媒体称之为“铁娘子”的人，却很少专门接受记者的采访，甚至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所以，人们很难从报刊或者广播电视中知道她的行踪。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刘丽英无疑是具有传奇、神秘色彩的一位高级女纪检监察干部。日前，刘丽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参与审查“四人帮”专案组 刘丽英和江青打三年交道 记者：作为亲身经历者，您对自己直接参与或领导查办的哪些大要案印象最深刻？ 刘丽英：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由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调到中纪委工作时，首先是任审理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两案”办公室副主任。我参与了审查“四人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多次提审江青，和江青打了3年交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为此成立特别法庭时，我又被任命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和甘英同志一起担任了江青案的审判员，因而对此案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以后，我又负责查办了倪献策案，用了八个多月的时间。记得这是查办的第一个正省级干部，因而社会震动比较大。1993年，我带领办案人员会同中央政法机关和山东省执纪执法机关，查办了山东威海一起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边防武装走私”香烟案，涉及当地的有关领导干部，最后依法处决了两个人。还有在办理江苏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时，我们与江苏省委工作组查出涉及违法违规金额32个亿并给国家造成损失12个亿的特大案件。我们先是注意稳定社会秩序，办案人员一边查案一边追款，奔波了13个省市，最后追回了10.4个亿，返还给老百姓的钱达到94％以上…… 记者：我注意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您负责查办的哈尔滨国贸城总经理张廷浦案、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辽宁沈阳市的“慕、马”案，以及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副行长丁志国案和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案，都特别引人注目。查出了这些贪官，百姓称快！我想您在查办了这些大要案后，肯定会有一些体会和思考吧？ 刘丽英：我一直在思考，现在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中，串案、窝案和案中案明显增多，经常是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表现出明显的团伙性。比如，沈阳“慕、马”案便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就牵扯出50余起案件。除李真外，涉及厅级干部9人，还涉及到该省国税系统160多人。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原副行长丁志国案涉案70多人，该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则涉及数百人。这些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结成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面对这一腐败态势，我认为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掉以轻心，要居安思危，既要增强一种忧患意识，更要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 从事纪检工作近24年 平日上班最早下班最晚 记者：您说得全面而深刻。我想问一下，您从事纪检工作近24年了，平时会不会同样遇到许多纪检干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难题？毕竟，您的身份不一般，是一位中纪委副书记。 刘丽英：24年来，我尽职尽责，不敢有一点懈怠，平日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人。实行的也是固定的“两点一线”制，即从家里去单位上班，再从单位下班回家，基本上没有其他社交活动，更谈不上去吃请。说起来，我来北京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却有10年没有去过王府井大街了，更不知道那儿的“步行街”是什么模样。 其实我也想通了，既然反腐败是一场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的斗争，就决定了办案人员肯定要受到来自国内、境外、国外的各种威胁、恫吓、诬告、诽谤和陷害。你把腐败分子查出来，轻者受处分、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重者被送进监狱甚至送上断头台，他和他家属、亲朋好友以及有牵连的人能不恨你、骂你、诬告你吗？人家并不管你是不是中纪委副书记。 秉公办案得罪了一些人 有人竟写信诬告刘丽英 说起来，有两件事对我的触动比较大，至今仍然忘不了：一个是与我相识已有40年的老同志，因接受了好处，便想通过我替腐败分子马向东说情，让我“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后来没有达到目的，他竟恼羞成怒，便多次向上级写信诬告我和我的儿子。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竟然会扭曲成这样！另一个事情是，有个被害人的哥哥，因担心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为引起上级对此案的关注，竟无中生有说我的儿子与此有染，控告我儿子包庇了死刑犯。打鬼借助钟馗，我能理解，但用这种方法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境外有媒体攻击反腐败 对刘丽英进行歪曲报道 记者：听说香港有两家报刊去年和今年有两篇不实报道涉及到您，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丽英：应该说，境外国外一些媒体关注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事业，这是正常的，其中一些涉及我国反腐败和我个人的报道也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对境外国外个别媒体别有用心地攻击我们反腐败，并对我个人进行歪曲的报道，我又表示愤慨。在这里，我再澄清一下两件事，以正视听。 其一，香港《明报》2001年4月30日刊出了题为《介入沈阳百官黑金案受贿代求情—————中纪委副书记儿子贪污判囚》一文，竟凭空捏造说“曾经受贿为马向东摆平事件的刘丽英之子，也于日前被依法判处重刑”。经过我们依法交涉，该报于同年9月10日刊登澄清及道歉声明“证实刘丽英女士的儿子并没有做生意的，更没有从事烟草生意的，确定上述有关刘丽英女士之子的报道并非属实及无任何根据”，“无保留地撤回该篇报道，并向各位致歉”。对《明报》承认错误的态度，我表示欢迎。 其二，香港《开放》杂志2002年8月号发表一篇文章，其中刊登了我的一幅照片，并称“被称为女包公的中纪委副书记、70岁的刘丽英曾办过邓斌、周北方、陈希同、慕绥新、马向东等涉及高层的大案，威名震四方，但传今日刘丽英对高层包庇大案已感到绝望，以打麻将度日”。 这里，我必须郑重地申明，党中央对反腐败一向是高度重视的，中纪委领导班子对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部署也是坚决贯彻执行的。我自己也从未有悲观绝望以至每天靠打麻将度日之举。可见，这篇文章一方面不仅仅是失实，另一方面则暴露了作者的居心叵测。 坚信人间正道是苍桑 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记者：看来您不仅要面对与腐败分子的一番较量，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压力包括被人诬告和诽谤等等。这个时候您除了沉着应对或不屑一顾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执着的信念在支撑着？ 刘丽英：我因查办案件特别是大要案件被人诬告诽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在查处哈尔滨案件时，有人给中央写信，说我是在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在查处“慕、马”等案件时，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这些卑劣的手法，无非是想达到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但是党中央、中纪委领导对我是信任的。记得尉健行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有人才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证，上述涉及到我与我儿子的文章都属于捏造、诬告和诽谤。现在看来，是组织上的认真调查，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 的确，我对因办案而遭受的各种误解、谩骂和诬告诽谤，除了沉着应对之外，内心还有一种执着的信念在支撑着。我经常对办案的同志讲，当一个纪检监察干部容易，做一名“党的忠诚卫士”则难。前者要求的是职业道德，后者需要的是事业精神。“职业”与“事业”一字之差，却有境界上的层次区别！黄克诚同志曾经要求纪检干部做到“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撤职、开除党籍、离婚。多年来，我铭记着这一教诲，内心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决心，我也始终坚信毛主席教导的“人间正道是苍桑”的真理，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法制日报 刘国航） 刘丽英印象记 刘丽英是哈尔滨人，1932年生。1948年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刘丽英从哈尔滨徒步走到沈阳，参加了接收当时的沈阳市警察局工作。从此，一个16岁的女学生正式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沈阳市第一批公安战士。 16岁就成为公安战士 由于表现出众，她在沈阳市公安局第一次发展党员时就光荣入党，以后又多次被评为先进。从1955年起，她开始任干部科副科长和科长，以后又在沈阳市委组织部任干部处组长。到了1964年，32岁的刘丽英已是沈阳市公安局组织科科长、组织处的负责人了。 然而，两年后，“十年动乱”开始了，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刘丽英饱受了迫害和折磨，她被一次次地批斗，4次被抄家，还被强行戴着手铐、被逼迫着下跪，直至被划入“现行反革命集团”。 1967年3月她被投入监狱，又被强行集中到丹东审查和批斗。一年后，她又被转到盘锦某“五七干校”继续被审查和批斗。最让她悲伤的是，1969年9月11日，与她一同被分别审查和批斗却一年多不允许见面的丈夫———原沈阳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刑警处处长李文彬竟被迫害而死，年仅41岁。 三年之内失去三位亲人 在那个不正常的岁月中，37岁的刘丽英，在3年之内接连失去了3位亲人：父亲、丈夫和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刘丽英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降两级处分，并被下放农村。尽管如此，她仍大义凛然，自始至终没有屈服，更不肯在捏造事实的结论上签字。 生活中的刘丽英，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但作为母亲，她感到这些年来欠孩子们的太多了！孩子们都理解母亲的工作，有时则忍不住委屈地说：“干脆，我们都先退休算了！”这都是气话，孩子们仍然支持自己母亲的工作。人们为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祝福！（刘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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