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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阳 我是考场败将，迄今为止还是大专文凭;我是自由职业者，迄今还在机关门外徘徊;我没有任何职称证书，也从没做过相关的任何努力。我得感谢我们的社会，它允许一个不思进取的人继续生存下去。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她对一个平庸的丈夫有足够的忍耐力:她敝帚自珍，坚信自己拥有一支潜力股，绝不抛出。 这样说丝毫不能缓解我内心的压力和紧张，也不能解除我人生路上的挫折和失败感。决定我命运的考试是一次高考，我怀着对人生最美好的理想，把希望的飞机开到一滩烂泥里。这次打击是致命的，它不但基本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走向，而且使我从此丧失了参加任何考试的动力。更可怕的是，从此以后，我的眼睛只看到各种考试的负面，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参加任何一次为了提升文凭和职称的考试。我并不反对知识，我渴望获得知识，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英语，它们都是我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选择。但我缺乏一种说服自己把知识的学习和考试对接起来的理由，我忍受不了考试，我在心理上过不了这道关（在许多语文考试中，第一第二道试题是把各种拼音和汉字放在一块儿，让你挑出正确的一个）。一个老师劝他的学生说:考试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就扔掉了，问题是我没有那么潇洒、轻松，我对那块砖总是产生怀疑和抵触情绪。我总觉得这句话是在说:如果你愿意追求一个小姐，那么你必须先光顾她的女仆。我办不到。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考试有点类似电子游戏中的“无敌命”，只要你掌握了这款游戏的密码，你就会变成不死的上帝，变成无敌英雄，轻松地打完通关。但是此类玩法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向为电玩高手不取。 1996年，有一个进入报纸的机会。当然，需要考试。我已经回想不起是怎样鼓起勇气参加这场考试的，不过我得公平地说，这场考试可能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开明的一场考试。它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竟然是把所有的人放到大街上一中午，下午根据自己的所见写一篇消息。我当时有点不能相信:它不怕人抄吗？上午的试题一宣布，我们一百多参加考试的人就怪物一般的挤到一条街道上找新闻。整条街道上逛街的人没有我们考试的人多，以致大家见面都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对这种考试的方法倒挺欣赏。到了下午，我实在没什么写，觉得那条街道有点脏，而且搞得我中午出了不止一身臭汗。我就写这街道“喊渴”，我对街道“喊渴”这个词还挺得意。如果这场考试到此为止，我会豪不犹豫地赞美他。但是，面试时出问题了，面试我的总编问了我一个问题:“竹林七贤”是谁？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我的教科书4年了！而且我到今天都没有搞明白，一个想从事新闻的人和“竹林七贤”能有多大的关系？我大概只回答了“竹林四贤”。 但是，我最终还是幸运地以第17名的成绩被这家省级晚报录用了。当时总共招聘了20名。我后来试图了解我的前16位同事，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比我优秀到了哪里？是他们比我多知道一片竹林的三个贤人吗？他们多少让人有些失望，起码在新闻上。 完全是命运的捉弄，我成了报社的副总编。这个时候，组织的主动关怀来了，组织希望我通过一场职称考试，因为一个副总编怎么能连助理记者都不是呢？我有些骄傲，拒绝了。而当我因一场变故从副总编的位置上跌落时，我才发现我身上一无所有！希望调我的单位遗憾地告诉我:根据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规定，硕士、博士、高级职称才属于人才。 缺少文凭和各种职称的生存压力再一次突现出来。距离我进入报社已经过去了5年，而这5年之中，生活又发生了变化，包括私营单位在内，进人的门槛已经是本科文凭了。我实际上已经可以纳入下岗人员之列了。我有点伤感，又觉得荒唐。我无法证明自己（当然也没有多少值得证明的）！我们的社会对一个人身份能力的确认似乎摆脱了文凭、学历、职称这一认证系统，就再也没有办法。在和平的年代里，你当然也无法像项羽那样他妈的割一串头颅回来，表示自己还算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必须再次考试，这一次非常简单，我在向一所正规的大学交了3000元的费用后，获准函授。这个学校只在假期授课，7天时间，讲授了5门课程，并通过了5门考试。考试的时候，监考的老师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不能全部抄正确，要留一点错误。另一句话是:表现得不能像没有老师监考一样。我实在受不了，退出。 中华民族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将考试权列为“五权宪法”的五权之首，他认为人的平等首先是拥有考试权，也就是获得进身的机会。考试真的成了一种让我无法摆脱的灾难吗？像我这样一个拒绝考试的人，是否意味着他甘于自绝于社会和人民？ 我一直认为，那一年的高考是我人生失败的开始，那次失败注定了我的命运中有些东西无法挽回了。这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谁来赴晚宴》。一个黑人青年不幸爱上了一个白人姑娘，但是这个白人家庭拒绝一个黑人加入。我是在那一年不幸变黑的，此后拒绝各种涂料上色的机会，这是不是意味着，由各种考试所掌握的晚宴，我再也无法在脖子上挂一道白色的餐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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