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潘绥铭 性骚扰的定义 性骚扰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口，仍然不能很好地理解它。在中国目前的舆论中，往往把性骚扰的范围说得很狭窄，似乎只有在公共场所的“耍流氓”才算；有些人甚至认为只有“强暴”（强奸）才算。即使是城市里较高文化、较年轻的人们，甚至一些妇女工作者，也往往认为它主要是指那些发生在公共场所的“耍流氓”。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性骚扰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且是在社会已经严厉打击各种强暴和公共场所的流氓行为之后才出现的。在西方学术界，性骚扰的定义是这样的：“通过语言或动作表达出来的、为人所不愿接受但确实受到的、常常是持续不断的对于性的关注”。它指的是那些虽然够不上强暴和耍流氓，但是确实侵犯了他人的“性权利”的行为，而且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人之间，也不论是不是真的触及了对方的身体。因此，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在别人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说“黄话”和讲“荤段子”。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调查的时候，首先解释了“性骚扰”这个词的意思。“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您很不舒服。”因此，我们下面所统计和分析的所有情况，都是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首先询问：“平时，您觉得您自己可能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这是为了使那些根本不可能受到性骚扰的人免于再回答下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又询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流氓、占便宜等等）”这是为了考察“动作式的性骚扰”。 最后，我们又询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这是为了调查“言语式的性骚扰”。 当然，我们绝不是说，上述定义就一定非常完整毫无争议。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如果发生了某种行为，那么最重要的是“主体”究竟是不是感受到了被别人骚扰，而不是局外人如何评价该行为。因此，可能有些人会感到，被别人“盯着看”也是一种骚扰；甚至对方表示好感或者求爱，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性骚扰。可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要想了解这样的情况，问卷调查并不是最佳方法。因此我们也就只好按照我们的问题分析下去了。 我们在调查中，把受到性骚扰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性骚扰是有动作的，就是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有人故意对自己做出性方面动作，例如：动手动脚、占便宜等等。调查发现：仅仅在我们调查之前的一年里，在20－64岁的中国女性中，曾经被性骚扰动作侵犯过的占6．5％。如果仅仅统计城市女性的话，那么这一比例高达10．6％。在这些被行为骚扰过的女性中，有40％的人是被一个以上的人骚扰过。 第二种是受到言语的性骚扰，就是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别人对自己说一些性方面的、使得自己很反感的话。调查结果是：在我们调查之前的一年里，在所有20－64岁的中国女性中，曾经受到过这样的性骚扰的人占13．8％。在城市女性中，这一比例高达15．3％。 这应该说是一种严重的情况。在我们这样一个已经把男女平等写进宪法50多年的国家里，在文明程度应该更高的城市中，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居然在不到7个女性中就有一个被言语骚扰过，不到10个就有一个被行为骚扰过，这已不仅仅是女性的悲哀！ 性骚扰现状解读 我们主要考虑下面这些问题： 首先，女性是否比男性更容易遭到性骚扰？在日常生活中，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惧怕性骚扰？ 其次，谁是性骚扰者？他们是否更可能是对女性受害者拥有权力的男性？ 第三，哪些种类的男性和女性确实受到了性骚扰？受骚扰的女性是否年轻、独身并且具有吸引力？或者根据进化的视角，她们是不是那种具有强大的生育力的女性，因此可能繁衍男性的基因？或者相反，像女权主义者说的，遭到性骚扰的女性更可能首先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持有性别平等价值观的女性，因为她们更多地把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标定为性骚扰？或者，同样根据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受害者主要在男性的宏观控制之下从事文书、销售和服务工作的女人？ 第四，那些更容易受到性骚扰的女性，是不是生活在大城市里而且经常在夜里远离自己的家庭？她们是不是居住在容忍商业性行为和色情作品泛滥的社区里？因为在这样的社区里，男性更容易把女性作为性的目标而不是平等的人。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城市中的性骚扰多于农村。 女性受到性骚扰的达到25％，比男性多大约三分之二。 女性受到两个人或者多个人性骚扰的可能性也更高，达到4％。男性中却只有1％多一点。 这说明：在中国，性骚扰也基本上是男性骚扰女性，而不是相反。 我们发现，男人受到性骚扰的比例并不比女性少很多，但是性质却完全不同。在城市中，男性所受到的言语骚扰，有72．6％其实是来自男性。这种男人之间的言语骚扰主要发生在工人阶层里，很可能就是师傅们经常在性方面拿年轻工人开心取笑，结果小青年就撑不住了。相反，在农民、个体劳动者和其他阶层的男性中间，不见得这种情况就一定很少，而是这些阶层的文化并不认为这种玩笑就一定是冒犯。 在城市女性中，言语式的性骚扰却有73．9％是来自男人。如果只统计异性对自己的性骚扰的话，那么在城市女性中，有10．0％受到过行为搔扰，11．3％受到过言语骚扰。可是在城市男性中，这两个比例则分别只有3．4％和4．1％。这就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无疑是主要矛盾。 因此，相当多的女性能够感受到性骚扰的威胁。有23．2％的城市女性认为，自己将来有可能遭遇性骚扰，8．9％认为比较可能或者非常可能。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多少有些不安全感的城市女性接近三分之一。 男人也被性骚扰？ 对于中国的一般读者来说，更不好理解的恐怕是：毕竟有3％的男人说，他们确实受到了女性的性骚扰。这荒唐吗？男性是不是真的会受到女人的“性骚扰”呢？ 女权主义者基本上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她们的根据是：许多研究表明，男性更容易把女性的某些并非“性”的行为，错误地感知为“对我调情”。心理学家的许多实验也表明：许多在女性看来是与性无关的、仅仅表示友好的行为，却往往被男性认为是“性的”或者是“调情”。 不过，这个论据很有问题，也很危险。如果有人反问：为什么女性就不会误解男人的“非性”呢？或者说，女人为什么对男人的“性”就一定能够而且总是能够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呢？如果说是因为“男女生来就不一样”，岂不是又落入进化论的口袋？恐怕还是由于女性的地位低下，不得不习惯于仰人鼻息，所以才锻炼出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但是，这恐怕还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据。 那么，被女人性骚扰的那些男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骚扰男人的那些女人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呢？如果大体上符合人们的常识，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那些被骚扰的男人的话。否则，我们就应该相信女权主义者和心理学家的话，把那些自认为被女人性骚扰的男人视为自作多情。 可惜，我们统计分析的结果是：上述双方的话都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且，我们所能找到的现存的有关性骚扰的研究，在男性受到性骚扰这个问题上都默默不语。我们翻遍了能够找到的理论书籍，却基本上一无所获。结果，我们在留下无穷疑问的同时，只能提出一个观点：遭到性骚扰，这绝不是女性的“专利”。 谁在骚扰女性﹖ 我们有关性骚扰的资料，反映出女性被她们工作场所里的管理者骚扰。为了考察这是不是性骚扰的主要形式，我们询问了她们与最频繁或最极端的“作恶者”的关系，根据她们的回答我们划分出如下类别： 1、管理者，老师，上司。 2、同事，同学，熟人，邻居。 3、约会对象，情人（包括以前的约会对象，毫无疑问，特别是男友或女友）。 4、家庭成员，亲人。 5、陌生人。 6、其他人。 在使用中，我们稍稍修改了这种分类。我们称第二类为“地位相同的人”，同时我们把只有很少人数的第四类归入了第六类。 国际上的女权主义理论认为：性骚扰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男性的权势在总体上高于女性，因此女权主义者推测：权势越大的男人也就越容易骚扰女性。尤其在工作场所中，男上司骚扰女下属的情况非常严重。 可惜，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能支持这种理论。我们发现：在所有曾经遭到性骚扰的城市女性中，有70．4％的言语骚扰是来自女性的男性熟人或者男朋友，有11．1％来自陌生男人，只有7．4％是来自女性的各种上司（领导、上级、老师、长辈）。同样，在行为骚扰方面，有46．4％是来自男性熟人或者男朋友，有32．1％来自陌生男人，可是来自各种上司的只有7．1％。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国并没有关于性骚扰的任何法律和法规，不能说男上司们是由于遵纪守法才不骚扰的。这是由于：各种上司们一般年龄都相对大一些，他们还保留着“男女授受不亲”和不能以强凌弱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反相成的是：熟人和陌生男人的性行为骚扰之所以更多，恰恰是因为在这些情境之中，男性更容易忘记或者破坏古老的传统。 上述情况对于女性的意义非常深远。它表明，当女性是弱者的时候，她可能受欺压，但是也可能受保护；如果她成为平等的人，那么她可能不受欺压，但是也可能不受保护。现在的许多女权主义者在大声疾呼，要求立法处罚男人对女人的性骚扰。她们的用意当然很好，但是逻辑上却讲不通：在这样的保护之下，女性何时、如何才能成为平等的人？也就是说，女性的平等不能是天上掉馅饼，而是不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为了减少这种代价，女性就不能指望别人的保护，只能靠自己作为平等人的奋斗。在性骚扰这个问题上，女性不应该仅仅依赖法律的保护，而是应该对任何一种性骚扰奋起反击，也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谁更会受到性骚扰？ 在这方面，国际上有许多猜想，而且各有各的理论依据。我们的调查结果足以对这些猜想一一作出评价。 1．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在性骚扰问题上，人类也有动物的遗传：男性更喜欢骚扰那些年轻、美貌、独身的女性，试图最终与之发生性关系。 就年龄而言，在当今的中国人里，情况也仍然如此。在20岁的女性中，有将近10％的人认为她们很有可能受到性骚扰，可是在50岁的女性当中，仅有1％的人这样认为。从实际发生性骚扰的情况来看，女性的年龄每下降10岁，遭到言语式性骚扰的可能性就上升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60岁的女性相比，20岁的女性在一年之内遭到言语性骚扰的可能性要高出14个百分点。 在美貌方面，女性的“魅力”（对于男性的吸引力）每增加1个等级，她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就要增加3．6个百分点。或者说，最具吸引力的女性在一年之内被骚扰的可能性要高出10．8个百分点。当然，这其实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生物遗传”，因为最近20年来，中国文化对于“美女”的吹捧实在是太过分了，在影视中则完全是“靓妹轰炸”。这或多或少地激发了某些男人的性骚扰之心。 在婚姻状况方面，与同年龄的女性相比，独身（包括未婚）的女性认为，她们更可能受到性骚扰。 2．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女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对他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影响。 我们的调查发现：在20－39岁的城市女性中，在那些在14岁以前就受到过性行为骚扰的人（至少被触摸身体的敏感部位）当中，以后还遭到过性骚扰的人，比其他女性多出8个百分点。在所有城市女性中，只有40％的人认为自己存在着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可是在14岁之前就遭到性骚扰的城市女性中，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达到80％。其中更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她们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非常大。 与此类似的是：那些曾经不情愿地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也要高出14个百分点。那些曾经被强奸的女性，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则要高出22个百分点。同样，具有上述生活经历的女性们认为，她们今后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女性高出2－3倍。当然，近期的经验也会有同样的作用。在过去一年中曾经遭到言语的或者行为的性骚扰的女性认为，自己今后再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女性高出2－3倍。 不过请读者不要误解，这绝不是女性自己的错，更不是因为以往的经历使她们具有了“可骚扰性”，而是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此这些女性对于性骚扰格外警觉，对于性骚扰也会定义得更加宽泛。 3．国际女权主义的理论。 理论之一：女性如果从事某些被男人严格掌控的职业，例如秘书、售货员、服务员，就更容易遭到性骚扰。可是我们的调查表明：这些职业中的女性，确实认为自己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过去的一年之内，她们真的被骚扰的比例却并不比其他女性多。这实际上可能是因为，她们的职业使得她们不得不更加警惕，但是社会秩序也格外保护这些职业中的女性，因此她们的不幸并不比其他女性多。与此相反，恰恰是因为社会秩序往往很难深入到熟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当中去，所以性骚扰才主要是发生在熟人之间。 理论之二：女性受教育越多，越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她们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她们会更加敏感，会把许多其他女性并不在乎的行为或者言语，都算作是性骚扰。可是我们的调查否定了这种说法。我们发现：文化程度高的女性，遭到性骚扰的比例与文化低的基本一样。越是具有平等意识的女性，遭到的性骚扰反而越少。这可能是因为：至少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越高的女性，越容易客观地看待问题，不会把性骚扰扩大化；还因为，越是具有平等意识的女性，越容易把对方的性骚扰意图消灭在萌芽状态。 理论之三：在男人所处的生活环境里，如果色情图像传播得很广泛，如果“性服务小姐”很多，就会引诱、鼓励、支持男人对女人发起性骚扰。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恰恰相反，在一个社区里，色情品和“小姐”越多，女人遭到的性骚扰反而越少。 反对性骚扰的现实意义 性骚扰侵犯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社会秩序，不仅仅是妇女，也不仅仅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它侵犯的，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最无形，但又是最无价的东西：一个人的尊严。 当一个男人骚扰女性的时候，他仅仅是在发泄性欲吗？不，他是在根本藐视对方的人格，是把对方当作一个任他摆布的玩具，是在欺辱对方的过程中，满足着他的征服欲、压迫欲、充当奴隶主欲这样一些心理需求，或者是在享受着虚幻的打情骂俏。 这些，实际上与性的关系不大。性只是一个载体。这些，实际上是剥夺了对方的个人尊严，哪怕并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性行为也罢。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每个男人都可以在自己所爱的女人那里获得性的满足，可是他会骚扰她吗？显然不会。因此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性满足的问题，而是尊重对方的问题。 同样，受害者的痛苦，也不仅仅是个性问题，而是因为她受到鄙视、纠缠、威胁、欺辱，觉得自己的尊严被别人强行剥夺了，才会如此痛苦和恐惧。试想，如果是一个尊重她的男人向她求爱，即使行为上再进几分，她会产生现在这样的痛苦和恐惧吗？ 一个人的尊严，说白了，就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就是感觉到自己在人格上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尊严，是每个人在大千世界里确立自我、维系人生的最基本手段。如果剥夺它，就等于是精神上的凶杀。性骚扰者所干的，正是这种极恶之事。 只有充分地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受害者的痛苦，才能痛恨那些性骚扰者。 可是，充分认清这一点之后，我们也会发现：仅仅依靠现行法律，并不足以惩罚和制止性骚扰。 即使在我国最新的刑法里，与性有关的流氓犯罪，也仍然被认为是首先侵犯了公众场合里的社会秩序，其次是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这当然不能算错；可是，几乎一切性骚扰却都能从这条法律的缝隙中溜走！因为性骚扰往往是发生在私下，而不是在公众场合；往往是利用职权，而不是使用明显的暴力；往往只有轻微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强迫实施。 那么舆论制裁行不行呢？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千夫所指，无疾而亡”；相信“人有脸，树有皮”。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这一切，仅仅对那些天良未泯的人才会发挥作用。没有惩罚的道德，能有什么用？无法实际惩罚罪人的舆论，也只像鲁迅说的：纵然怒火万丈，却连一根草也烧不掉。更可怕的是：久而久之，人们可能连怒火都没有了。 可是，马上就立法，真的管用吗？我绝不相信“法律崇拜”，因为法律只是舟，文化才是海。我觉得还要等，而且可能还要等相当久。 一要等我们所有的国民，都把个人的尊严看得至高无上。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宁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而且，敢于真的把这种意愿充分表达出来。 二要等我们的法律再发展一步，把捍卫个人尊严的任务，放在维护社会秩序之前、之上。这是因为，一群没有尊严需求的人，再人口众多，也无法建设和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样，一种不能切实捍卫个人尊严的社会秩序，再天网恢恢，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三要等我们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一大批新女性，一大批终身志愿者，不惜身家性命，跟一切性骚扰斗争到底；不管亲疏远近，帮助一切受害者挺起腰杆。看看发达国家的历史就知道，关于性骚扰的立法进程的每一步，都是那里的女性自发抗争、独立奋斗，甚至不惜采用激烈手段，拼搏了几十年才获得的。 四要等我们的文化最终扫除掉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对“性”不再那么敏感；不再仅仅盯住性骚扰里面的那个“性”字不放；不再把性方面的受侵犯看得比其他一切侵犯更严重、更令人无地自容；不再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再把性方面的“完好无损”用来判断女性的人格与价值。 （本次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的60个地方，对20－64岁的全体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动人口——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涵盖了全国成年总人口，抽样误差小于0．05。这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的、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潘绥铭是负责人，课题组成员还有：史希来、郭大平、王爱丽、蔡鑫、黄琦、黄盈盈、史建。）■ 转自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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