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占祥原来只是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一名普通的律师，2001年初因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而成为全国闻名的维权人物，当年底又因落选铁道部首次价格听证会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渐渐沉寂。2002年底上京拓展其维权事业，现就职于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
乔占祥现在已经离开河北来到北京，继续拓展他的维权事业。尽管“后来打的官司影响都没有超过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那次”，但两年中他“一直在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懈努力。此次上京，也正是出于在“更大空间、更多机会中多为法制建设出力”的目的。
乔占祥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机率最高的两个时期：一是2001年他以一名普通公民之力状告国家铁道部；一是作为旅客维权的代表性人物落选铁道部组织的首次价格听证会。
9元引发大争议
2001年春运涨价期间，为此乔占祥多花了9元钱。也不过就是9元钱，但身为律师的乔占祥以职业赋予的责任感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并在此后的一年中两次将铁道部告上法庭。尽管1998年颁布的《价格法》中就明确了垄断行业的价格听证制度，但对于行政行为一贯“逆来顺受”的中国旅客来说，乔占祥当时提出的“请求撤销铁道部春运期间部分列车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甚至“审查国家计委有关《批复》的合法性”，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民告官的官司自然也是媒体青睐的话题，乔占祥一时间成了各类媒体追逐的焦点。
两个月后铁道部驳回了他的复议请求。然而为了这“多掏了9元钱”的官司，乔占祥毅然专程赶到北京，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交诉状，状告铁道部及北京、上海、广州3个铁路局（集团公司）。
尽管乔占祥以一名律师的专业知识阐述得有理有据，但在11月5日的宣判中，北京市一中院依然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成功源于执着”，这句话用来形容乔占祥很合适。一审败诉后的乔占祥并没有放弃，11天后他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然而他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2002年2月28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维持北京市一中院判决”的终审裁定。不过，“票价上浮行为已经实施，涉及面广，时过境迁，证据难以收集，实施起来不仅难度大，也直接影响安定团结”的内容，含蓄地表达出，不得不考虑社会的稳定、执行的可操作性这些法院判乔败诉的“苦衷”。听到判决后，几上北京、打了一年官司的乔占祥“觉得很值”，在他看来“输赢已不重要，案件能开庭就具有非常大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它能唤醒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同时也能促进我国行政诉讼法律方面的日趋完善。”
的确，乔占祥案廓清了一些人把《铁路票价上浮通知》行为作为抽象行政行为而排除司法审查的不正确认识，此后民告官的官司果然明显增多了，有几十个国家部级单位先后被告上法庭；同时此案又推动了2002年春运票价浮动的听证。
意料落选听证会
2001年12月24日国家计委公开邀请消费者参加“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并委托中消协推荐消费者代表。乔占祥在法庭上争取的无非就是这些闻听此讯，还在为官司忙碌的乔占祥，3封电子邮件、1份传真、1个电话飞至消协，在表达了强烈的参加意愿后，又在12月28日专程到中消协报名。他说：“召开类似听证会，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消费者。”而他满怀自信地认为，“打了一年官司，积累了一些经验，对论证铁路旅客列车票价浮动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有一定认识。”
然而不久后从中消协传出的一条消息着实令人大跌眼镜：“乔占祥未能入选即将举行的铁路价格听证会消费者正式代表和旁听代表。”为此乔占祥至今仍心存遗憾，不过面对记者他仍豁达地表示：“其他人参加也许更具代表性。”乔的落选使他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因此“在价格听证会以外，可以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此之前，中消协副秘书长董京生亲自致电乔占祥征求关于国家计委对部分火车票调价举行听证会的意见。这次通话也使乔占祥明白了他没有入选的原因：一是，他是针对火车票票价上涨的行政程序问题状告铁道部的，而这次价听证会的主要问题是火车票价的价格；二是，中消协认为，如果火车票春运期间涨价，不会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士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没有选择律师当消费者代表。
春运问题坚持到底
当记者问“乔律师现在关注什么新问题”时，没想到时过两年他仍然不假思索地回答：“春运问题！”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是中国特有的难题，如果能被破解，将是世界独创。”乔占祥眼下正在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组织的“无党派人士理论研究班”，他说，希望以后能够参政议政，探索维权制度，填补我国现有制度中对公益诉讼的空白。“当中国人都不再议论春运的时候，这个难题就算破解了”是乔占祥对春运的美好希冀。信报记者甄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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