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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刚刚10岁的“黑皮”带着梦想来到武汉，他认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可几年过去了，“黑皮”不仅一无所有，仍然流浪街头，还因为没有钱养活自己发展到在学校门前“洗钱”，成为派出所的常客。
近日，“黑皮”在江岸公安分局永清街派出所的管教下彻底改变了，变好了。他想到了回家，回到自己的老家，在那里或许能找到真正属于他的东西。
就在他将要离开武汉时，他拨通了记者的电话。
一个月前就听说江岸区永清街一带的学校门前，从去年11月开始出现了两个名为“黑皮”和“乌鸦”的“黑道小将”，专门洗劫学生的钱和物，而且手法很“潇洒”，从不抢，只是开口要。
前不久，“黑皮”因为又犯了事，进了派出所，在民警的管教下，表现不错。
24日下午4时，记者和永清街派出所刑警中队队长黄文斌联系，表明要采访“黑皮”的意图之后，黄队就一直不停地打着“黑皮”的传呼机，但始终没回。“可能是事情耽误了，没时间回。”黄队解释着。
听黄队介绍，目前，“黑皮”有转好的苗头，所里正在派专人做他的工作，负责的是该所年轻的刑警队副队长周菲。
25日上午10时，当记者到达派出所时，周菲说，他刚刚上完课才走。接着，又发了一个传呼，说定在下午2时见面。
他皮肤很黑，脸色不好
周菲说，目前要定期对“黑皮”上课，进行各方面的正面教育，每天他都要到所里来一个小时，学完了就走，而且还要保证在这段时间内不准再犯事。
下午2点差10分，记者就来到了派出所，一进周菲的办公室，就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留着染黄的长发的少年蜷缩在长凳上，记者下意识地感到，他可能就是男主人公“黑皮”。
“是‘黑皮’吗？”记者伸出手，表示要和他握手的样子。
慢慢地他抬起头，伸直了腰，用双手拨了拨了搭在眼前的长发。此时记者才发现，他皮肤很黑，脸色不是很好，特别是两个颧骨非常高，眼球有点向外突，嘴唇发干，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脚上踹着一双旅游鞋，看上去似乎还是名牌货。
“对，我就是‘黑皮’”说着他很有礼貌地站起身，和记者大方地握手。
“因为这两天他在外找工作，所以前一天没回电话，下午听说要接受记者的采访，2点差20分他就早早来了。”周菲在一旁说着。
“好好和记者叔叔谈，别怕，就像平时和周叔叔说话一样。”周菲像父亲一样，叮嘱着“黑皮”，手摸着“黑皮”的头。
“他是个没妈的孩子”，周菲说。
“为什么要在学校门口‘洗钱’？”
“生活没来源，连吃饭都成问题，不抢钱我怎么办？”“黑皮”不以为然，瞪大着双眼看着记者。
“黑皮”今年15岁，出来“混”以前和80岁的奶奶住在操场街长航宿舍一个不足16平方米的小房里面。
按照“黑皮”的年龄，今年他应该读初三了，可他才刚刚小学毕业。
“黑皮”曾经学习好
1986年8月4日，“黑皮”出生在九江市湖口县。
当地很穷，很多人都靠在外打工养活一家人，因此“黑皮”的爸爸，在28岁时就顶了爷爷的职，上拖船当了一名水手，长期往返于九江和南京、上海之间，一个星期回家一趟，定期交给家里生活费。
“妈妈是九江当地人，没多少文化，从我记事开始妈妈就一天到晚在外打牌，从不落屋，脾气也坏得要命，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连爸爸都骂。”
“爸爸也不大爱干正经事，一回家就喝酒，整天喝得人晕晕乎乎，高兴了把我抱到大腿上让我舔上一筷子，不高兴就打人，打妈妈。妈妈比爸爸还狠，两人就对着干。”
“尽管家里当时不是很太平，因为还小，影响还不大。”
1991年，不满6岁的“黑皮”到当地的胜利小学读书，一家500元的收入过得还不错。
1992年夏天，也就在“黑皮”读二年级的时候，他爸爸因为喝酒后将人打成重伤而被劳教三年。
“爸爸真的是在外打人吗？”
“我也不知道，周围的人和妈妈都这么说，说爸爸喝酒犯了事，打了人。”
“当时在班上我的成绩是很好的，每次考试都进前三名，老师个个夸我聪明，可和人家一比，我就为爸爸感到羞愧，在班上抬不起头。”
爸爸劳教，家里自然少了相当大的一块收入，为了能够让“黑皮”上学，妈妈开始在湖口的汽渡卖卤鸡蛋，每月只有200元。
“妈妈变化真的很大。”
“当时我觉得妈妈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牌也不打了，整天起早摸黑地奔波赚点血汗钱，对我也很好。三年级有一次我拉肚子住医院，妈妈守了几天几夜没合眼。”
在湖口读书的几年，“黑皮”每年暑假都要到汉口的奶奶家。
1995年，“黑皮”爸爸的期限满了，因为户口在劳教的农村没有转出来，只好到汉口81中附近卖早点为生。
1997年，“黑皮”勉强小学毕业，和妈妈一起也到汉口找爸爸。
妈妈上吊自杀
“奶奶当时很疼我，说我是块读书的料，不能荒废，就从银行取了500元的退休金，又向人借了100元，一共600元塞给妈妈，要妈妈带我回家念初中，可妈妈死活不肯，说爸爸走她就走。”
“爸爸当时也很倔，坚决不回去，说回去很丢人。就这样一家人都留在武汉，至于那600元钱，妈妈买了一些补品，其余全打牌了。”
“你为这些恨过他们吗？”
“有时很恨，要是能够回去上学也许不会有今天。”
说到这里，“黑皮”出现了谈话的第一次沉默，转过头看着别处。
奶奶那16平方米的房子挤了四个人，“黑皮”当然是睡暗楼。
为了生活，爸爸和妈妈开始在外卖“消夜”，一晚也有个七八十元的收入。
因为没户口，“黑皮”自然上不成学，整天不是呆在家里，就是拿着父母给的三五元钱打打游戏机。
在这里，“黑皮”认识了与他同龄的“乌鸦”。
“赚的钱一家够吗？”
“根本不够，妈妈把钱看得紧，不仅给我少，连爸爸身上也不放一分钱，而她自己还是打牌，爸爸又经常在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喝酒，不回家。”
“爸爸在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这个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只顾自己，他们也不管我。”
“妈妈呢？”
“她好像对爸爸的事也不过问。”
1998年夏天，“黑皮”的爸爸因为喝酒又在外闹事。
“那一次好像犯的事很大，也没人告诉我，大伯给爸爸担保，减了刑，爸爸又到沙洋农场劳教一年。”
1999年2月2日，不幸的事发生了，“黑皮”的妈妈在自家厕所上吊自杀。
“那天早上，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妈妈刚从里面出来，我觉得她有点不对头，眼睛发直，当时我也没在意，妈妈又上床睡觉。”
“我也跟着睡觉，大约是在7点40分，我再次起床，发现妈妈在厕所上吊了，隔壁的邻居都赶来将妈妈抱到二七医院，但已经没救了。”
那一天，离过年差三天，“黑皮”的爸爸在他大伯的担保下，出来办了丧事。
“你当时害怕吗？”
“一点不。”
“想她吗？”
“黑皮”没说话，看窗外。
“我恨她，我身上的坏习惯都是她教的。”
“黑皮”突然冒出一句，令记者很惊讶。
“三年级有次上街，妈妈见一家铺子没人看，里面挂着的女式裤子很漂亮，就叫我去偷。”
“偷了吗？”
“没有偷成。”
“后来又有一次她把奶奶放在冰箱上的20元钱拿了，居然怪到我头上，我很生气。”
去年11月，“黑皮”的爸爸刑满释放，领了个女人回家，说是“黑皮”的娘，为了给这个女人找地方睡觉，“黑皮”的爸爸将“黑皮”赶到屋外睡，给了他一个竹床。
“黑皮”气极了，就此离开了家，开始了“流浪和洗钱生涯”。(记者 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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