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渊源

　　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20世纪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说；二是殖民时期的新教宗教信仰。

　　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论认为，要追求自然的正当，可不顾或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自然权利一旦进入信仰领域，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超越法律，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新保守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解读是，人类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人道观念，对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我们掌握了自然权利、是自由、民主国家，他们是独裁国家。因此，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是神圣的，因而都是自然合法的。”

　　滥觞于美国殖民时期加尔文教义中的“选民”思想也为新保守派继承。他们对“选民”的阐释，结合北美大陆的特殊环境，催生了美国具有“领导世界”的使命观：即美国是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命运负有特殊责任。

　　正是这种错误理论使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可以为实现使命而不择手段，主张输出美式民主、在国际竞争中占领“道德高地”。新保守派还认为，实力是美国担当世界领导的先决条件。盟国之所以紧随，是因为可以搭车；非盟国之所以不敢挑战，是出于对美国实力的恐惧。对那些不自量力者，美国应靠“拳头”而不是靠“舌头”说话。

　　国内外的反对声

　　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其《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信息化时代，“恢复以单极、霸权主义、主权和单边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政策，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新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也认为：“不管美国觉得自己的目的多么无私，只要它明确坚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就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反美，把美国逼入不利地位，最终孤立美国并使其国力枯竭。”这无疑是对新保守派鼓吹的新帝国论的无情抨击。

　　带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反对。不仅中国、俄罗斯等不予认同，阿拉伯世界也是抱怨甚多，传统西欧盟国表现出的反对，更成为国际社会抵制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典型。大西洋两岸正陷入战后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双方矛盾正从经济贸易蔓延到政治安全领域。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前途

　　将决定新保守主义命运的事件是2004年的总统选举。伊拉克已成为布什的一个“烫手山芋”。新保守主义者原先的算盘落空。布什很可能走其父之路，赢得战争而输掉大选。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已愈益成为美国选民关注的焦点。如何将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将决定布什总统在大选中的命运。一旦布什败北，对新保守主义将是又一次沉重打击。

　　不过，即使民主党上台，新保守主义也不会销声匿迹。因为新保守主义从根本上迎合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霸权欲望空前膨胀。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正是迎合了这种心态。同时，世界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也为美国称霸世界提供了现实基础。由于力量悬殊，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政策是屈从、躲避、搭车，最多是有限、间接、局部抵制或不合作，不愿与其直接对抗。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其政治上咄咄逼人、经济上得寸进尺、军事上得陇望蜀。

　　但是，从根本上说，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政策主张过于自以为是、偏执、狭隘，并不能帮助美国正确认识当前国际社会环境。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在环境、人口、资源利用及其他发展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多极化趋势也向更深层次发展。在这样一个世界，美国要维持其现有地位并要应付各种挑战，困难远比新保守主义预见和描述得复杂和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