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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记者 施晓亮 图/张晓伟 于德清 施晓亮 昆明到大理的的高速公路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它不但中间没有隔离带，甚至大部分路段的两侧未封闭，路过村镇，经常可以看到摩托车在我们车上晃来晃去，甚至在一个转弯之后突然发现一辆畜力车在不紧不慢地穿过公路！但进入崇山峻岭之后，我们就明白了，相对于我们挣扎过的无数个“七十二弯山”，这的的确确是高速公路，它至少没有那么多盘旋上升的“之”字弯，“U”字弯，胳膊肘弯，能让我们的车速平均在80迈左右。 在到达大理之前，我们实际上已经横穿了云贵高原。大理州的位置处在高原和山地的结合部，因而地形地貌有着多样性和复杂性。这里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具有高原盆地和横断山脉纵谷混合的地貌。云贵高原的西部是滇东、滇中波浪起伏的高原地带，这里通常被称为云南高原，滇西横断山地是川、藏两省区境内的横断山地向南延伸的部分，由云岭、怒江、高黎贡山等山脉组成，这些山脉均呈北南走向。在云南高原与滇西横断山地的结合部的点苍山、洱海之间，大理古城已经静静地在这里等候了我们1222年。 静静的古城， 静静的“鸟吧” 下高速时天已完全黑透，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雕，似蝴蝶又似一张大帆，在七色灯光的映照下美丽异常。这就是大理州府所在地下关镇，而大理古城距此还有13公里。在寂静的暗夜里这段路算不上短，它把古城与繁华的新城远远地隔离开来。我不由从心底佩服当初决策新城选址的领导人，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这段不短的距离，使得千年古城最大限度地避开了都市喧嚣的骚扰。 夜入古城，我们的三菱车平时听不见的引擎声此时显得非常清晰，我们为无意中打破了古城的宁静稍稍感到有些歉意。在铺就千年的石板路上行车，油门放得低低的，更不敢鸣笛，连向人问路的声音也降了几分。 在大理古城的一条僻静的老街上，有棵树身长满青苔的歪脖老槐树，这是古城里年龄最长的生灵。树旁是二尺宽的石砌水道，从点苍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哗哗作响，这条老街原来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响水坊，现在却叫什么“人民路”。老槐树的正对面就是我们要寻的“鸟吧”。 推开“鸟吧”古旧的木门，门上的小铜铃“叮呤”作响，一条可爱的小黑狗跑上来轻吠着摇着尾巴欢迎我们。围坐在火盆前的客人们都抬起头来注视着我们，那大多是些异域的面孔，老板娘荣洁从他们中间站起身来招呼我们。 鸟吧的主人新民和荣洁是我们的山东老乡，这对小夫妻老家是东营，6年前，热爱艺术的荣洁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新民也追随去了北京，在北京的5年里，他们混得小有成就，已经有外国画商开始代理他们的作品。后来他们发现画画这个职业其实很自由，没有必要挤在气氛浮躁且房价昂贵的大城市，当一年半前他们旅游写生走过千山万水来到大理之后，心就被苍山洱海间的南诏古城俘虏了。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处理了北京的房子和东西，来到了大理古城。 然后他们就成了“BIRD－BAR”（鸟吧）的主人。 荣洁一边让伙计们为我们做饭，一边说：“新生到‘大理咖啡吧’去了，知道你们来，一会就会回来。”正说着，门外摩托车引擎声由远而近，新民骑着他那辆老掉牙的挎斗（偏三轮摩托车）回来了，进门，与家乡人亲热地打着招呼，声音却不张扬。落座，手握一杯香茗，在柔柔的美国西部音乐中，我浏览起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屋，里里外外散发的是沉沉的古旧感。屋内的柱子、壁炉、火盆、二战时期硕大的美式收音机和英国挂钟，以及我们面前刻着美丽花朵的老寿材板做的桌子，处处是幽悠的静谧。十几个顾客都是老主顾，或围着火盆轻声交谈，或独自蜷缩在屋角的沙发里，不同的脸上是一样的安祥，一瓶啤酒就打发一个夜晚。新民说：“他们享受的就是这份安静和懒散。” 我到过许多酒吧，无一例外地是喧闹，这么静的酒吧还是第一次见。 大理古城的洋人们 来泡鸟吧的大多是洋人，当地人对洋人早已没有了新奇感。大理一中建在古城，这个学校早在1872年就有了外教。古城有条“洋人街”，在西方非常有名气，很多自助旅游杂志上都会提到这条不足70米的小街。 相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大理古城这一步早了五六十年。二三十年代，大理古城的洋人们就开始多了起来，他们说来这里“休息”、“放松”，而不是我们常说的旅游。洋人们在他们国家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了，忽然听说还有这么一个世外桃园一样的静地，依他们的收入，在这个地方消费，别说是在五六十年前，就是现在，呆上一年半载也是非常轻而易举的。这些在我们看来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资本主义”们，在这里变得懒得吓人，过着完全颠倒黑白的日子，一般是每天中午甚至下午起床，发一会呆，听一会音乐，逛一会古城，顺便淘一点古董，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就是等着天黑以后，踱着四方步到自己熟悉的酒吧去，抱着一瓶啤酒跟那几个熟悉的面孔打发一个长夜。 不要以为他们是些迟暮的老人，鸟吧里的客人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白种人的皮肤使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他们往往在大学毕业后不急于找工作，而是先要到世界各地转一转，而这一转，往往就是几年。这些洋人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趁现在年轻力壮，多长点见识，不要等到以后有钱了也跑不动了才想起出来。”28岁的新民说：这些比我小几岁的老外大多已经游历了十几甚至几十个国家，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感到自己已经是老头了。 被大家亲昵地称作“小蜜蜂”的BRAD（布雷德）前几天刚刚回到美国，继续攻读麻省理工大学的生物遗传学（DNA）博士。一年前，当他本科毕业时，校方给他发了一封E－MAIL，希望他连读DNA博士，布雷德回信说：我想先去中国，神秘的东方。很快，校方就给他回了信：对于读博士和去中国，还是去中国比较重要一些，去吧，我们给你保留着学籍。新民对我说起这事时，感叹地说：人家麻省理工大学，不比北大、清华牛，学生要出来玩一年，学校还给保留着位置，要在中国，做梦去吧。 布雷德在大理做了些什么呢，新民他们也说不太清楚。荣洁说，“小蜜蜂”是那种特别认真和专一的人，你常常一连十几天见不到他，忽然有一天他来到酒吧，说：“我爬上玉龙雪山极顶了”。下一次又说：“我进到洱海最里面那个村了”。他是那种想好了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完的人。而这种人现在不是特别多了。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个美国男孩叫克雷斯（CHRIS），他在大理的大半年里，一直在一家咖啡馆里打工，工资不高，1000多块钱，新民就让他住在自己新盘下的一个老民居里，算是看门。克雷斯是个很有计划的孩子，每天30元，如果今天花超了，明天一定要节省下来。他说他喜欢大理，喜欢这里的一切，“山，水，人，都好，比美国好多了。”再过十几天，他就要回国，他有些不太情愿，“回去再也享受不到这样轻松懒散的生活了。” 还有阿KING，我们也把他列为洋人之列，尽管他是香港人。这个48岁的工程师，来中国之前已经在世界各地漂泊了6年。在来大理之前，他在丽江，现在他在洋人街一隅寂静的小巷深处租下一个很大的院落，自己开了一个饭馆，取名“竹园小厨”，因为院里有一小片竹子。我们到的第二天晚上在“竹园”里用餐，阿KING从中午过后就开始准备，做了八九个菜，闷了一锅鸡肉饭，我从来没有见过做菜这么精细的厨师，一个人像绣花似的，不急不躁，仿佛不是在做菜，而是在做几件工艺品。在我们惊叹菜的美味之后，更令我们惊讶的是阿KING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菜，他是来大理后看书自悟的。他不雇厨师，且不对外，只接待朋友，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他不必非要赚钱，开饭馆只是他喜欢。他告诉我们，这几年他只回过2次香港，一次是97回归，一次是去年，每次都只有短短十几天，他就逃避似地离港回到大理。他说香港的快节奏他已不能适应了。 阿KING自己泡了十几大坛子酒，只看看坛上贴的红纸标签就能让人顿生醉意：玫瑰柚子，菊花金橘，菊花雪梨，金银花薄荷桂圆……这些酒不卖，只给朋友品尝，于德清讨要了一杯，品后赞不绝口，阿KING就乐得像孩子一样。 “大理和丽江相比， 我更喜欢大理的宁静” 这句话是阿KING对我们说的。新民和荣洁也这样说。你们去丽江看看就知道了，丽江古城被新城包围得太近，而大理新城和古城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大理的商业味道没有丽江的重，显得更加与世隔绝。新民说他刚来大理的时候，晚上经常坐在门外的仰椅上看天上的星星，大理有着北京长年不见的满天繁星，犹如缀满钻石的巨幅黑纱近在咫尺。 鸟吧门前的小路直通点苍山，山上有个寺院常年有中外佛学爱好者修行，每当学员们耐不住寂寞，便在周末披星戴月下山到鸟吧一乐方休，有时，新民那辆快退休的摩托车不得不载上六七个人在星空下奔驰于古城的石板路上。 每到朋友生日，无论中外人士，荣洁都会用中英文打印了一沓传单散发于洋人街的各家小店，说明晚上生日派对的时间和地点，有兴趣的人均可参加。有段时间，鸟吧的生意越来越好，人一多，就变得不太宁静了，最多的一晚上围了80多个人，坐都没有地方坐，荣洁和新民一人接钱，一人开酒瓶，动作都有些机械化了。第二天，原来那些老顾客来找二位老板，问：“这样的喧嚣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美国。你们到底是要什么呢？要钱还是要那份宁静？那些宁静的时光还会不会再有？”荣洁和新民经过一天的思想斗争，决定选择宁静。老朋友们欢呼起来，在鸟吧的门上张贴一张贴士，拒绝那些吵闹的新面孔进入。 鸟吧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在大理古城一年半，新民和荣洁改变许多，他们也变得懒洋洋的，甚至很少去动自己的本行——画画。虽然他们的夜生活过得挺城市化，但他们确实不再留恋大都市的繁华，宁可在这个距中国心脏很远的孤独的古城里自己营造出一份情调。大理的风花雪月不仅仅存在于当地白族姑娘的头饰上，还在荣洁他们的生活里，他们在古老的世外桃园尽情实现着小知和小资的生活。 我们在大理的2天，住在新民盘下的那个老民居里。这个百多年历史的白族民居，前一天刚刚完成改建工程，外面一点没变，古色古香，里面却已旧貌换新颜，杂木地板，青石板搁架，朴拙的墙壁，有些土气的壁炉，以及木框宣纸做的座灯，都出自新民的设计。“这样的院子，在大理不会有第二家。”新民说，这样的温馨宅院不对外营业，只对朋友，像一些知名画家，著名编剧，他们来这儿住着，一边散心一边创作，一间300元的收费在大理这个地方相对是高了些，不过来的人冲的是这个安静的环境。“前几天国家地理杂志的老总来看过这个小院，也让我给他在这儿弄一个。” 新民说他要把人民路上的小院都给“做”了，“我要不做，别人弄成商店旅馆什么的，闹得慌。”他颇满足地看着我们住的房子：“在这个很静的小城里做几个很宁静的老院子，很有成就感。” 于德清问他：“等做完了这些院子，你再做什么。” “还没想过……可能那时大理就没有现在宁静了，我就再去寻一个安静的地方……” (请继读关注本刊下期关于纳西族的报道) 行程花絮 □本刊特派记者 于德清 彩虹桥事件后的綦江 11月12日上午，我们出了重庆市区,到了綦江。綦江是从重庆通往贵州的必经之路,它因为“彩虹桥垮塌事件”而震惊全国,当时共有30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十几名武警官兵。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新建的彩虹桥横跨江面，背后是茫茫的青山。据说新桥就建在旧桥的旁边20米处。但是我们发现，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事件正在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而且綦江政府所做的工作如同疤痕灵一样奏效。当地的肖师傅甚至也辨不出彩虹桥的旧址在哪边。一段整齐的石堰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垒进了有关一座城市的记忆。 令人头晕的七十二弯 11月12日天黑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平生最多的弯道.在接近天黑的一个小时内,我们同帕杰罗一起摇来晃去,一会左大脑充血,一会儿又是右大脑,施晓亮和张晓伟在前边还好点,我在后边被晃得简直有些神智不清了。车终于到了山顶,在车灯的余光中我们看见路边电线杆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一看大家都服了。只见上边,赫然写着“七十二弯”4个大字。路旁加水站的老板拖着浓重的贵州口音说:“七十二弯一个都不少,我们数过的……下去就没有多少弯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得救了。 难得的几个馒头 自从进入江南以后，馒头就如同熊猫一样难得了。到武汉的时候，范春歌请我们吃过一次馒头，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馒头，在酒店里端上来的只是一些小小的用油煎过的馒头，而且还随带上了一小碟炼乳，敢情南方人就是这么对待馒头的。 后来从重庆到贵州为吃上一口馒头，我们也费尽了心思。虽然在家里的时候不觉得馒头多香，但是出来之后，才发现一天离了馒头都不行，像一种很致命的相思病。每次停车吃饭，我们首先问的就是有没有馒头，没有就走，到别的地方再找，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只好用面条代替。我们在贵州跑了一天半，从北到南愣是没有见到一个馒头。 14日中午进入云南曲靖之后，才买到了2斤馒头。尽管面没有北方发的好吃，但是我们还是舍不得全吃掉，就剩下了两个，留着。后来这馒头被我们带到了大理，同是山东人的新民和荣洁也抱怨一年多没吃过馒头了。听说我们带来了馒头很是高兴，可是见到我们的馒头后，他们说，这些都是云南馒头，比家乡的差远了，大理也有卖的，他们一般都不吃。 人们常说，他乡遇故知是一幸事，但是我们出门几天来却强烈地渴望“他乡遇故吃”。能吃到馒头、油条、蒸包，喝到豆浆、稀饭，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让我们激动不已，胃口大开。随着以后的采访逐渐深入到少数民族家庭，我们能吃到馒头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小了。哎，馒头啊，馒头！！ 汽车的高原反应 进入云南之后，地势比贵州稍平坦一些，但是海拔却越来越高，超过2500米后，人和车都有了高原反应。我们的越野车似乎也因为吸氧不足而出现了胸闷和浑身乏力等症状。在通往大理的高速路上，帕杰罗已经不能像野兽一样狂奔了。尽管油门已经踩到了底，但时速最高只能跑到80公里。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慢的高速公路。前边的货车冒着很浓的黑烟缓慢地爬行，这是因为氧气稀薄，油料燃烧不充分所致。路边的钢铁护栏，也都被汽车喷出的油烟熏成了黑色。 最要命的是，汽油的价格也随着海拔一起逐渐攀升。以我们所加的93＃无铅汽油而论，在湖北的时候，其价格同内地差不多；到了重庆每升是2.75元；到贵州每升3元以下的加油站就没有了；而在云南每升接近3.2元。尽管汽油如此金贵，但是因为高原反应，我们还必须承受大量消耗汽油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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