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首次全流域禁渔，“渔歌暂停”，恰恰是为了能够重现“锦鳞游泳”的盛景。然而，对于收入本就不高的渔民来说，这段“闲暇”期间的生活压力却不容回避。

湖北省最大的专业渔民捕捞队“八一渔业队”的１００多条渔船禁渔期间全部靠岸。

长江上游的重庆市嘉陵江边瓷器口码头，渔民们在长达３个月的禁渔期里无所事事，用老虎钳拔胡子，也算是乐趣之一。

长江中下游的武汉，渔民在禁渔期间修补渔网。

　　昨天中午12时整，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的禁渔期结束，渔民们重新扬帆，撒下了今年的第一网。长江全流域禁渔活动因此告一段落。

　　而中下游的渔民们还得等待，因为他们的禁渔期是从4月1日开始的。4月1日，也正是长江首次实行全流域禁渔的第一天。这一天，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6省市，从中午12时起停止了在长江、长江支流以及通江湖泊的所有鱼类的捕捞活动。在此之前两个月，即2月1日，上游已开始禁渔，因此，上游昨天也提前解了禁。

　　这是我国首次对第一大河————长江实行全流域春季禁渔，也是世界首次在大江大河实行全流域禁渔，涉及专业捕捞渔民5万多人，副业渔民10余万人。

　　“禁渔令”发出后，记者第一时间从广州赶往重庆，历时7天，顺江而下踏访重庆、湖南岳阳、湖北武汉三地的主要渔船停靠点，探寻“禁渔令”对渔民生活的影响，考察渔民如今的生存状态。

　　禁渔

　　不让长江鱼断子绝孙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咏洞庭湖的诗句。记者4月9日来到洞庭湖区时，恰是春和景明的时节，虽然眼前波光浩淼，但渔歌互答的场景却没能见到。因为，从4月1日起，洞庭湖已开始禁渔了。事实上，这个地跨湖南7市32县、总面积达2625平方公里的天然湖区，正是此次长江禁渔的重点区域。

　　张建中的渔船泊在水中央，同绝大多数渔民一样，渔船既是他的谋生工具，也是他的家。这是一艘两层的水泥船，每层高约2米，还装有风力发电装置，价值3万多元，比起其他渔民的木制渔船来说，张建中的“家”算得上“豪华”了。

　　眼下，张建中和他的妻子正在休整船只网具，甲板上堆满了沾了淤泥的渔网，足有十几张，“这些都得一张张清洗，够折腾的”，不过，张建中显得并不着急，“开湖（指禁渔期结束）的日子还早呢，慢慢来吧”。

　　岳阳东洞庭湖管委会主任刘传忠说，由于捕捞强度过大等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洞庭湖的渔业资源呈快速下滑趋势，鱼类数量越来越少，个头越来越小。“如果不采取断然禁渔的措施，洞庭湖将后继无鱼！”

　　不容乐观的渔业资源形势，正是这次包括洞庭湖在内的长江全流域禁渔的最重要原因。据统计，2000年，长江流域自然资源捕捞的产量仅10万吨，不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一半。

　　长渔委副主任委员张秋华1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长江如此全流域、大规模禁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长江上游2至4月、中下游4至6月正值春季江河鱼类的产卵繁殖期，禁渔措施的实行，就有可能使大部分鱼类亲鱼和幼鱼得到保护，使鱼类群体数量得到迅速补充，使长江渔业资源日衰之势得到缓解。

　　“渔歌暂停”，恰恰是为了能够重现“锦鳞游泳”的盛景。

　　对于禁渔政策，张建中是支持的，虽然每年打渔的时间少了3个月，但从全年的收成来看，并没有减少（东洞庭湖从2000年就已开始禁渔）。他说：“九几年的时候，一天难得打到30斤鱼，有时一天就只能捞几斤鱼，禁渔这两年，平均每天能打个百把斤鱼。”

　　偷捕

　　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

　　但是，并非所有的渔民都和张建中一样的想法，“禁渔令”的贯彻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所有“禁令”的执行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一样，渔政执法人员与偷捕渔民也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林老汉要吐苦水

　　4月6日，在重庆辖下江津市西湖镇，一名老汉听说有记者来采访，赶紧拉住记者倒起了苦水。

　　江津市是长江入渝第一站，在江津，除了横贯全市的127公里长江干流之外，境内还有大小长江支流37条，最大的一条通江支流是綦江。由于地处长江上游，鱼类繁殖期早，因此，从2月1日开始，这里就已经禁渔了。

　　老汉名林忠恒，61岁。他告诉记者，2月23日，他划着自己的小木船到綦江上碰碰运气，没想到正好被巡视的渔政人员撞见。渔政人员当场没收了他捕获的四斤鱼，毁掉了他的渔网和渔船。

　　林老汉一定要带记者去看看被打烂的渔船，那损毁的帆篷此刻正躺在一片青草地上，上面爬满了蚂蚁。林老汉说，渔政人员就这样拆毁了他的木船。

　　记者问林老汉是否知道禁渔的规定，老汉说：“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打渔？老汉有些激动，“我打的是小鱼，又不是亲鱼”。所谓亲鱼，就是正在产卵的鱼，是长江春季禁渔最重要的保护对象。而为了更好地保护渔业资源，正在长个头的小鱼此次也在禁渔期禁捕范围内。

　　除了不熟谙禁渔规定外，林老汉还解释了另外一个原因，“现在是春季，地里要施肥，没钱咋办？”

　　林老汉只是个“副业渔民”，在綦江流经的乡镇，和林老汉一样的“副业渔民”大概有300多名，他们人均三分地，生活非常贫困，人情往来、农药化肥的花费，一般都得靠打渔贴补，“禁渔令”的实施，显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压力。

　　暴力抗法三船主

　　而在湖南岳阳，偷捕渔民和当地渔政部门甚至已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

　　从渔政人员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

　　4月7日，东洞庭湖飘尾一带水域。岳阳渔政局执法人员曾刚、姜明、邱家权3人正检查过往渔船。中午1时许，他们突然发现前方驶来一条小木船。

　　“停下！停下！”渔政人员边喊边挥小旗子招呼渔船接受检查。但是，渔船视而不见，继续前行。曾刚等人随即驾快艇追上去，拦停了小木船，登船检查后发现，船舱里装有近千斤龙虾、泥鳅等渔获物。

　　执法人员正准备将木船开往附近岸边的公务船进行处理，这时3名船主同时出手，分别卡住3名执法人员的脖子，当胸几闷拳，把他们全打入水中。后经法医鉴定，曾刚、姜明、邱家权3人均为轻微伤。

　　4月10日，在岳阳县公安局治安拘留所里，记者见到了正被刑事拘留的暴力抗法的渔船船主汤岳云、付新年、任佰顺3人。

　　脚上还穿着高筒雨靴的汤岳云坚称，被查的那些泥鳅、龙虾是他们在自己承包的湖洲里捕的，不在禁渔范围内。即便当着渔政人员和公安人员的面，他们3人依然一脸的不满，汤岳云说：“出去之后要找他们赔，泥鳅、龙虾放生了不说，我们的船值1万多块，总不能就这样算了。”

　　不过，东洞庭湖管委会主任刘传忠却告诉记者：“即使是在私人承包的湖洲，也必须遵守禁渔规定。”他介绍，从4月1日洞庭湖区禁渔正式开始以来，他们已经查处了7例违规偷捕案件，而这次是性质最为恶劣、涉及渔获物数量最大的一例。

　　至于禁渔政策，汤岳年3人都说是知道的，但他们又说：“我们2月25日就出去了，不知道今年的情况，渔政没把具体规定传达给我们。”汤岳年认为，如果说他们违规了，禁渔政策宣传不到位也是原因之一。

　　执法困境

　　经费短缺渔港缺失

　　站在渔民的立场，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对禁渔抱着抵触情绪，而渔政部门则认为，禁渔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据预测，如果禁渔期各项制度实施到位的话，将能保护2235万尾长江四大家鱼（青、草、鲢、鳙）产卵亲体，增加幼鱼12243亿尾。重庆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处长程渝说：“古训‘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我们既要当代人有鱼捕，更要子孙后代有鱼吃。”

　　但是，目前禁渔的执法力量却不容乐观。长渔委副主任委员张秋华说，“最大的困难就是钱”。

　　据重庆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郭水平介绍，重庆市主城区的渔政执法经费由市财政予以解决，问题还不大。但在下面的各区县，渔政管理用的是水产事业经费，也就是说，“把搞生产挣的钱拿来搞渔政”，尽管如此，也还只能保证执法人员发工资的钱，工作经费、差旅费没法解决。

　　经费紧缺首先带来的问题是执法设备不足。还是以重庆为例，重庆境内有长江、嘉陵江、乌江、綦江、汉水支流等，流程达2000公里，涉及33个区、县（市）。禁渔范围如此之大，全市却仅有4艘渔政监督艇，以时速20公里计，4艘监督艇全部出动，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逻，一天还巡不了一遍。

　　第二个问题则是渔港缺失。禁渔期间，各地都喊出了“船进港、网入库、人上岸”的口号，然而，记者采访重庆、岳阳、武汉三地，却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渔港。渔港缺失，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渔政执法的难度。

　　东洞庭湖管委会主任刘传忠说，在渔港缺乏的情况下，岳阳只能要求渔船就近集中停靠，又由于近年来洞庭湖湖底淤泥越垫越厚，湖边水位深仅二三十厘米，许多渔船无法靠岸，只能泊在水中央。

　　1300平方公里的东洞庭湖，渔政人员实在难以确知渔民到底分布在哪儿，到底有没有偷捕，而渔港不足也让“船进港”成为了一句空话。

　　补贴政策

　　地政府出台“低保措施”

　一个要禁，一个要捕，禁有禁的难处，捕有捕的苦衷。长达3个月的禁渔，不可避免地给本来就收入较低的渔民生活带来了影响。

　　林老汉想捕鱼贴补耕田花费，汤岳年3人在偷捕被抓后最在乎的也是经济损失，那么，政府是如何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在走访的重庆、岳阳、武汉等地，记者发现，各地政府为解决渔民生活问题，都出台了禁渔期渔民“低保措施”。当然，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不同，各地渔民低保标准并不相同，一般为每人每月100元至200元不等。

　　除了低保措施外，一些省市还出台了一些因地制宜的办法，如江苏南通市，在力争专业渔民在“春禁”期间享受低保率达到100％的基础上，在4月15日之后，还颁发《特许证》给部分渔民持证捕捞刀鱼和凤尾鱼；而湖北荆州市则将渔民纳入春季救济范畴，还通过各种渠道，组织渔民外出临时备工。

　　转业之路

　　渔民上岸当是大势所趋

　　如果上面这些都属“短期”或“应急”措施外，安排渔民上岸转产转业当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李福寿想回养殖场

　　随着社会的发展，单纯地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解体。今年43岁的李福寿是重庆江津渔业社最后的43名专业渔民之一。他的妻子吴朝书，41岁，同是渔业社职工。按照江津市每人每月145元的渔民低保标准，几天前他刚刚从居委会领到了这个月的补贴，两人共290元。

　　禁渔以来，李福寿每天除了忙着织补渔网，就是趁大家都有空，跟渔业社的其他职工商量争取重回人工养殖渔场工作的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3年成立的江津渔业社在上世纪70年代获得了政府划拨的一块土地和河流用于建人工养殖渔场，后来由于自然灾害和经营不善等原因，渔业社职工纷纷回到长江上各自打渔为生。上世纪90年代，江津市农业局将渔场改造为“热带鱼良种繁殖场”，如今，它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热带鱼繁殖基地，年产鱼苗1·5亿尾，效益非常可观。

　　20多年来，包括李福寿在内的渔业社职工一直要求重回渔场工作，甚至闹到了法院，但江津市人民法院和重庆市第一人民法院都以“属政府行政指令下遗留的历史问题”为由不予受理，李福寿和他的同伴们都觉得很失望。

　　渔民们为何如此迫切地要求回渔场？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渐减少的打渔收入。

　　李福寿的妻子吴朝书对记者说：前几年，渔民的收入还算不错的时候，他们夫妇在江津买了一套89平方米的商品房，总价是2·1万元，夫妻俩自己拿出1万，余款是由吴朝书向娘家借来的。买房子是1996年的事，“当时指望着两三年就能把欠款还清。谁想这以后收入一年比一年少。都七八年了，借娘家的钱，还有5000多元没还上。”

　　而江津渔业社的现任社长古昌年干脆用“从富人变成穷人”来概括渔民的生活状况。古昌年说，（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江津只有渔业社可以打渔，渔民打多少鱼都是记工分，打一斤鱼可以得两角多钱，一个月能挣200多块。

　　“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渔业社的上级部门农业局的干部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古昌年说，“现在，一网下去，有时几斤，有时几两，有时一条都没有，（夫妇）两人一个月打到四五百块钱鱼，那已经算不错了。”

　　“世道往前进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却在往后退。”李福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为什么不转行呢”？面对记者的提问，李福寿和古昌年一起瞪大了眼睛：“年纪大了，又没文化，出去打工，哪个要？做点小买卖、蹬蹬三轮车吧，又哪有那个本钱？”

　　然而，不管渔民们多不情愿，转业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这一点从“长江禁渔”的目的上已得到了最明显的印证。

　　“禁渔，短时期的目的，可以说是经济上的，是为实现渔业资源的恢复与增长；长远来看，则是生态上的，是为了保护鱼类生长环境，使长江真正成为‘海阔凭鱼跃’的水生物乐园。”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王丁博士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同样的观点，长渔委副主任委员张秋华也向记者提出：“也许50年，也许时间更长，长江将退出任何捕捞作业。”他认为，禁渔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让渔民打到更多的鱼，而是维护长江的生态平衡，让渔民全部上岸，收起渔网渔船，让长江成为天然鱼类种苗供应基地，让鱼儿在水中像人类一样自由自在地完成生命的过程。

　　尽管各地政府在要求做好禁渔工作的文件中，都提到了要妥善引导渔民转业的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更像是表态性质的“说说而已”。

　　武汉市渔政港监船检处处长邓炎林告诉记者：“那么多下岗职工等着政府解决就业，哪里轮得到渔民？”他说这话的前提是，在武汉，渔业经济已经退居末流地位，相对于一个拥有600余万人口的大城市，为数2000的渔民确是微乎其微。

　　老渔民戴上安全帽

　　眼下，渔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积极调整心态与行为方式，靠自己的双手找寻新的出路。

　　李正祥就是一个积极转业的例子。

　　李正祥今年38岁，是重庆江津市仁陀镇菜坝村6社村民。记者4月6日见到他时，他正在离家10公里的一家轮船修理厂学电焊。他说，想不到打了几十年的渔，现在竟然戴上了安全帽。

　　李正祥原先有两艘船，一艘铁船，一艘木船。今年春节过后，他就把船拉上岸了。在他家的院子里，记者看到两艘船叠在一起倒扣在屋角，早就沥干了水分。

　　李正祥说，从今以后没得鱼打了，一方面是由于他原先打渔的綦江，已被私人老板承包；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谋生行当，长江上打鱼已越来越没打头，所以，“干脆不干了”。眼下，他正在学手艺，准备将来可以当一名电焊工。

　　至于李福寿、古昌年这样的老渔民，他们自己转业的确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他们也正在努力地为自己的后代谋划一个光明的未来。

　　李福寿的独生子叫李伟，今年21岁，高中毕业之后，李福寿就让他跟着朋友学电脑维修。李伟长相斯文、衣着整洁，他告诉记者：“我从没想过接爸爸的班，爸爸也不会让我接他班的。”在他看来，打渔是这个社会上最累、最没前途的职业，父母实在没有办法才去长江上“讨生活”，他是绝对不会再走这条路的。现在，他的想法是把电脑学好，今后可以去重庆找份“体面一点”的工作。

　　解禁

　　阳光下撒开新渔网

　　按照农业部分时段禁渔的规定，长江上游云南省德钦县以下至葛洲坝以上水域，禁渔时间为2月1日至4月30日，流经重庆市的长江干流和嘉陵江等长江支流正在这一区域。

　　4月上旬，记者到达瓷器口码头时，这儿已经呈现出一幅出发前的躁动场面：30多条渔船紧靠在一起泊在水边，连成一道几十米长的船营。50多名渔民或坐在船舱补渔网，或蹲在岸边磨渔钩，做着最后的准备。

　　罗正林也在修补着他的渔网，不过，这已是他最后一张需要补的网，“春节过后，就一直在这里整，总算整完了”。此前，罗正林还给自己的两条木船分别刷了一遍桐油，换了柴油机的马达，并添置了两张大网。

　　距离开河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罗正林又准备出发了。他告诉记者，4月20日左右，他就会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边走边看，边走边寻，找到一个鱼多的地方，要开好几天的船。罗正林说，“一年的收成就看开河头一个月。早点走，正好能在开河的那一天，找准地方下网。”

　　昨天，正是长江上游解禁的日子，罗正林应该已找到了他要找的“鱼多的地方”，在阳光下撒下了新修的渔网。而同样的场景，将在两个月后，出现在长江的中下游，出现在洞庭湖畔，出现在其他仍然在长江上“讨生活”的渔民身上……

　　■记者观察

　　走在长江边上

　　把綦江承包出去
　　綦江，流经重庆所辖江津市最大的一条长江支流。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江津市就以公开投标的方式分段将其承包给个人。到目前为止，流经该市境内的６２公里綦江江段已经分四段全部承包出去。根据水质等方面的差异，每１０公里江段一年的承包费是４０００元—１万元不等。
　　江津市农业局水产站站长蒋华敏说，承包的最大好处是保护了渔业资源。“河段承包出去，就直接跟业主的利益挂上了钩，产多产少都是他自己的，他还会乱捕滥捞吗？还会连鱼子鱼孙都一网打尽吗？”
　　蒋华敏还认为，河段承包也减少了渔政部门的工作量，降低了渔政执法的难度。比如，春季禁渔期间，承包人为自身利益着想，往往会非常积极地配合渔政部门监督偷捕行为。
　　但是，将綦江承包出去，对綦江沿线乡镇的数百名副业渔民来说，似乎并非福音。渔民李正祥正是受其影响，没鱼打了，索性上岸，但他认为，“每条船３００元的补偿费太少，而渔网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太不合理”。
　　不过，对于保护长江渔业资源来说，綦江的“承包”模式或许是一个积极的思路和探索。重庆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郭水平说，今后，重庆境内其他符合条件的小支流不排除承包给私人的可能。

　　“天吊户”的社会问题
　　“天吊户”，这是记者在洞庭湖区听到的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它是当地人对长年在湖上生活、几乎从不上岸的外籍渔民的通称，也可称之为“水上漂”。“超生、偷盗，什么都有，洞庭湖快要成为违法犯罪者的乐园了”，东洞庭湖管委会主任刘传忠一说起“天吊户”就头痛不已。
　　刘传忠对一个名为马德宝的江苏籍渔民印象尤为深刻。马德宝１９８４年结婚，婚后生育了５个小孩，一家三代９口人，生活在一条三四米长的小木船上。
　　刘传忠说，去年他去湖上看了马德宝一家，“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马德宝做了个木笼子放在船尾，三个小点的孩子就关在里面，我说给孩子钱，马德宝就用竹竿把笼子挑近点。门一打开，三个小孩像小动物一样来抢我手中的钱。”对此情景，刘传忠唏嘘不已，“这几个孩子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甚至连生命都有危险，不久前，听说最小的那个还掉到水里淹死了。”
　　如果说马德宝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么东洞庭湖区渔民的总体构成情况也许更能说明这一区域计生、治安、户籍管理的难度。近年来，流入此区域的外籍渔民达２０００人，约占整个东洞庭湖渔民总数的１／４，他们来自川、渝、湘、鄂、皖、赣、苏、浙、鲁等９省５６个县。
　　渔民情况如此复杂，刘传忠认为，除非洞庭湖一年四季都禁渔，让渔民全部上岸，否则就现在的管理手段和地理条件，根本管不住。

　　濒临解散的八一渔业队
　　武汉境内６大长江支流之一的金水河上有一支“八一渔业队”。渔业队现任队长王明武说，八一渔业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从那时起，他们的祖先就在金水河上以打渔为生。
　　说起“八一渔业队”，很多武汉人都知道它是当地最大的一支专业渔民捕捞队，然而王队长却说，“在外头名声大呢，很多记者来采访过，哪个晓得，现在已经快解散了”。在领我们从防洪堤坝走向河边渔船停靠点的路上，王队长边走边感叹：渔业队的规模大不如前了，渔船数量减少了一半还多。以前整条村子的人都是打渔的，现在成立了街道，２８００人中，打渔的大概只有两三百人。
　　事实上，现在还在渔业队打渔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老渔民的后代要么打工，要么做小生意，也有进厂、开车的，基本上不再打渔。
　　正坐在船上整理渔网的一位阿婆告诉记者，她今年７２岁了，算得上是“八一渔业队”最老的渔民。在她的记忆中，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渔业队几乎没有一个新渔民加入。“我们在这里，做一天是一天，搞到一点是一点，主要是想减轻伢儿的负担。”郭阿婆说，他的儿子、孙子现在都在武汉，“他们要来打渔，就是没出息喽”。

　　　　此次长江全流域禁渔以湖北省境内的葛洲坝为界，葛洲坝以上至云南德钦禁渔时间为2月1  日到4月30 日日，葛洲坝以下至长江河口水域为4月1日到6月30 日。　　
　　重庆所辖江津市綦江沿线、湖南岳阳洞庭湖区、湖北武汉金水河是记者此次调查所选取的3个颇具代表性的禁渔区。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海燕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何龙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