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特约评论员 盛大林

　　近日，浙江省永康县某派出所抓获一名偷车贼后发现，在这名小偷的身上，有两封他写给同伴的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这里的警察不打人，快到这里来偷。原来，为了体现文明执法，当地公安机关出台了一系列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这些规定被小偷当作了便于行窃的“宽松环境”。（据《中国青年报》8月13日报道）

　　“警察不打人”本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现在却被小偷们“利用”了。其中的尴尬确实引人深思。

　　对此，可能有不少刑讯逼供“爱好者”会借机提出刑讯逼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他们看来，小偷的话已经生动地说明“打”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的逻辑是不是成立呢？让我们看看英美的一些电视镜头：犯罪嫌疑人在警察面前趾高气扬，甚至冷嘲热讽，警察虽确信他负案在身，但苦于暂时缺乏确凿的证据而无可奈何。

　　按照前述刑讯逼供爱好者的逻辑，对于英美国家的这些“嚣张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就应该往死里整呢？不是，至少在英美国家的法治实践中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刑讯逼供的暴力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却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变成一种对公民无处不在的威胁。因此，他们宁愿容忍个别人暂时逍遥法外，也不愿冤枉无辜者。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也是“无罪推定”的法理基础。

　　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杜绝刑讯逼供毫无疑问应当是执法行为的底线，因为“人道”高于“法道”。且不说“犯罪嫌疑人”，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不应对其进行“非人”的折磨。这是文明社会的执法者必须遵循的理念。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理念在中国的执法者心目中还不牢靠，这突出地表现在工作方式的简单和粗暴上。

　　的确，在杜绝刑讯逼供后，文明执法的要求对执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侦破率，执法人员需要更细致、更深入地开展工作，要依靠严密的逻辑分析与推理去掌握证据。这对中国的执法者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虽然，“不打人的的警察”和没有刑讯逼供的地方，可能会被违法者当作可以利用的便利，但作为执法人员，对此不必痛心，甚至产生新拾起“打人”这件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的“利器”的想法。相反，应当认识到这是文明的进步。至于对小偷的防范，除了“打人”的办法，还有很多其他文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