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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跟随着金钱，失控的金钱点燃的不仅仅是贪婪
彩票汇集百亿资金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本报记者：孙亮
2002年中国的彩票业销售额势必超过300亿——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8月28日 公布，2002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已突破100亿元；截止到6月30日，中国电脑体育彩票（包括足球彩票）发行额度达到108亿元，国家财政部2002年给体育彩票下达的任务是150亿元，按时间推算全年销售额将突破200亿。按照公共事业资金不得少于30%的原则——今年中国民政部的社会福利资金的比例为35%，由此推算将有100亿资金可用于公共事业。
2001年中国GDP为95933亿元，相对而言，300亿是一笔巨额资金。在没有一部“彩票法”的中国，它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下汇集的呢？目前的彩票管理机制是否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财富？什么能使这笔金钱对贪婪绝缘？
另一个方面，彩票业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和方式制造着“百万富翁”，发财成了中国式的“狂欢”——负面的一切，被从官方到媒体以及平头百姓忽略了……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公开对彩票热进行反思的行为，几乎是唯一的，为此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彩票业应交给市场？
中国彩票业是在行政的管理下进行的：总体上，社会福利彩票由民政部下设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责管理；体育彩票由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中国体育彩票中心”监管；国家财政部负责资金的管理和审计监督。
销售方面实行销售许可证制：经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民政厅（局）审查批准，具有法人资格、资信良好、有销售场地和设施以及可行的销售方案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省级彩票中心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下，可以在该地区范围内承担福利彩票的代销业务。
中国目前没有一部相应的彩票法，只有民政部于1998年9月24日发布《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其中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发行与销售进行了原则性的规范。
茅于轼对记者说，在立法的框架内，实现市场化是最有效的方式。美国的做法是将彩票的发行和销售交由专门的“发行机构”，通常被赋予如同一般私人公司的权责，使其能以企业化的方式经营彩票，其权责主要为：开办及管理彩票的营运；购买或租用经营彩票所需的软硬体设备；选合格彩票厂商与经销商并与之签约；制作广告，促销彩票。
“彩票在中国是政府行为，这起码有机会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失去监督，产生腐败问题；另一个是经济上的无效。市场化就不一样了，经营者经营不善就要面临倒闭，就会没饭吃。”经济活动只有市场化后，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节约成本、遏制浪费和腐败。他认为，在彩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缺乏的是系统的研究：“当前对于彩票的研究比较偏重于管理方面，如何宣传，如何销售，如何使彩票更吸引群众，以及开辟新的彩票种类等等。这些研究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十分欠缺。”
发行彩票集资是现代彩票的共同目的，各国、各地区的集资目的多种多样，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教育、体育、文化为主要方向。以合法形式、公平原则，重新分配社会的闲散资金，协调社会的矛盾和关系，使彩票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世界上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彩票便是明证。据《世界彩票指南》统计，1990年全球彩票销售额就超过65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六大产业。
如前所述，彩票已经为中国2002年的公共事业集资近100亿，包括社会福利和体育事业。但引起记者兴趣的是，中国公民对这些钱如何使用的“知情权”——这一点“暂行规定”提到：“定期向社会公布其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公众监督。”回应这一原则性的说法，我们可以在公共媒体上了解到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往往是多少亿用于XX工程的一笔代过。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角度，充分的“知情权”应是民众的权利，也有利于彩票资金的使用走向规范。所以，中国建立系统的信息披露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有人建议应效法“铁路票价”采取一定的听政会制度，听取全社会意见并接受充分监督。
赌徒心态将全民化？
足球彩票一周年的时候，央视名嘴白岩松、刘建宏联同足彩中心主任孙晋芳有过一次其乐融融的电视谈话，其间提及大奖500万封顶不够刺激，对比美国“劲球奖”实在不够心跳，缺乏诱惑力。去年7月底，“劲球”彩票大奖，奖金高达2.957亿美元，掀起了美国建国以来最疯狂的一次彩票抢购热潮。
美国劲球奖的特点是，最高奖金高得惊人，但其他小奖项却设立得很少，就使得许多彩民为获大奖而孤注一掷。据数学家计算，劲球奖6个号码全中的几率是8009万分之一，相当于一个人一生中要触电死亡290次，或中毒死亡931次。美国一位业界人士打过这样的比方：“把一个杯子放在街心，登上纽约市102层的帝国大厦顶层，将一枚硬币抛下去，抛中杯子的可能性比劲球奖中奖的可能性还大。”
一夜成为“亿万富翁”的诱惑对社会“赌徒心态”的蔓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国国内也一直有人为设巨额奖金是利是弊而争论不休，反对者认为一些人经不住大奖的诱惑，倾尽全部家财买彩票，中不了奖就会因生活所迫而进行偷骗抢掠，他们曾经作过一项调查，州政府每从彩票业征收1美元税金，就要另外支出3美元来解决因其间接造成的社会犯罪问题。
茅于轼指出：“至今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12个州不允许彩票的发行。20年以前有一半的州不许可彩票的发行。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放松，因为有一系列专门研究发现，彩票的副作用没有早先设想的那么大，更因为美国人逐渐适应了彩票，更习以为常了。尽管如此，发行彩票的州都不许18岁以下未成年人购买。”
美国彩票业有100年历史已相当成熟，却始终保持着对彩票的适当管制。而中国彩票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情况更有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痕迹：家长们似乎尤其相信孩子的“手气”，尚在稚龄甚至更小的孩子替父母摸彩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茅先生对此表现了极大的担忧，他认为应通过立法的形式，限制未成年人参与购买彩票。彩票实质上属于“博彩”的一种，其负面的影响不可回避。茅老忧虑地说：“如果买彩票不是为了希望和安慰，而纯粹是想发财，那就有很大的副作用。有不少人买彩票，一买就成百上千张。我们社会上的赌徒心态已经非常严重了。全世界最大的赌场都是黄种人、华人在那里经营，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早就应该有更多的反思。”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有着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处在重新建立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下一代是重塑民族价值观的重点。
彩民的面孔
本刊记者 田金双
据说小孩子摸彩手兴
国家在制订彩票发行管理条例时就曾明文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然而，记者在任何一家彩票销售中心的门前，都没见到“未成年人禁止购买”的标志。
2002年11月5日上午9时35分，北京某重点中学附近的一个彩票销售点。
洋洋, 彩民资历3年。早上朝母亲要了两块钱，但忘在家里了，没办法，从午餐费中抠出两元购买彩票。
“你总买彩票，你老妈还不骂死你？”记者试探性地问。“骂？我妈还说小孩子摸彩手兴呢，这次咱要真中个百万大奖她还不奖咱一辆新式跑车？”洋洋说，“知道吧，我们班的彩票专家叫朵朵，，曾经有过中几百元大奖的历史，我们男生背地管她叫彩花。可我，只中过两次末等奖。”
“丢丢”的吼叫与游戏规则
丢丢，蝴蝶犬，“汪汪汪”是阿拉伯数字中的“3”，“汪汪汪汪汪”是阿拉伯数字中的“5”。
“实不相瞒，我每次购买的福彩都是我的乖儿子丢丢帮我搞定的。不怕你笑话，我这人，成天渴望暴富，喜欢做白日梦。我儿女都在国外，老伴儿前几年也走了，自打我退休后家里就一个保姆，而我呢，闲着闲着就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彩票发烧发’。再说了，人一岁数大就怕闲得慌，于是我将工资的一部分做为购买彩票的投资股，每周换置成彩票，静等下周三的来临——为了提高自己的中奖率，我每时每刻都不停地读彩票周刊，看电视摇奖，但自打‘丢丢’出现前，我一次奖都没中过，里外里还搭了5000多元。我买了丢丢,就将丢丢的叫声连成了一组叫码，谁知120元中了170元，乐得我像拣了块宝似的。有一次我与巨奖失之交臂，直到现在还后悔着哪！那次丢丢叫得正欢，我就势踢了它一脚，谁料这孩子竟“噢噢”叫着跑开了。那天，中奖号码出来后，我一看，就傻眼了，天哪！号码竟然与二等奖相差最后一个数字。我这一脚竟然“踢”飞了一个二等奖，哎，我肠子都悔青了，当时我恨不得踢自己几脚。”
民间喜剧或平民的世俗狂欢
“同志，你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西班牙《世界报》曾用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为中国彩票热做出这样的评价。自从邓小平说“致富光荣”后，庞庆云（音译）就没有放弃过购买一栋别墅和一辆高级轿车的梦想。为此，在上海市中心出售彩票的庞每卖出100张彩票自己就买一张。到了周末，他会守在电视机前核实自己的幸运号码。庞说：“我也想成为百万富翁。”
中国开始以一种巨奖彩票来制造百万富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购买彩票而排起了长队。在庞的摊位前等待购买彩票的一位姓何的先生说：“我要买一处大房子。”一位姓李的青年说：“我要去美国读书。”在公布中奖号码的海报前，一位年轻女子抱怨说：‘唉，又只对上了一个号码！这可不像电视上说得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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