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挺 北京报道

　　冰封了6年的核电建设（中国政府上一次批准建设新的核电机组是在1997年）在今年年初有了松动——2003年1月29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原则通过了建设4座价值达60亿美元的核电机组计划。而根据国家发改委（含原国家计委）相关发展规划表明，到2020年，国内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至少3200万千瓦以上。

　　国务院批准的这4座核电机组，总投资约为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两座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三门，另两座位于广东阳江。上述4座核电机组的发电能力均为100万千瓦。

　　在核电建设松动的同时，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国内核电建设向产业化方向的转变，有可能提出其产业发展规划。

　　然而，已获国务院通过的4座核电站项目至今尚没有领到“准生证”。

　　17年新建30座

　　国家发改委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ＧＤＰ翻两番，达到4万亿美元的经济发展目标估计，到那时，全国约需发电装机容量为8亿－8．5亿千瓦（而电力部门的数字是9－9．5亿千瓦）。目前国内已有装机容量是3．5亿千瓦，需要新增量4．5亿－5亿千瓦。而从我国目前的资源看，按水电资源已探明储量和以天然气与煤为燃料的火电最多可提供的装机容量计算，将会有3200万－4000万千瓦的缺口。为此，发改委提出要让核电去替补这个缺口设想——核电部的装机至少要占到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即3200万－4000万千瓦。

　　我国已建或在建的核电站装机容量为870万千瓦，那么在未来的17年内，国内要兴建百万千瓦核电站30座左右。这意味着，国内核电站建设将从现在起要发力猛跑了——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步到2002年年中，20多年里，我国已经建成商业运行的核电站仅为7座，装机容量360万千瓦。

　　冰冻逐步消融，各路传来都是春的音讯。

　　4月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核能与公众国际研讨会”。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的官员、10余个国家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专家及关心核能发展的各界人士近200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在会议举行的同期，国家原子能机构还组织了核技术应用参观、核能与公众接受培训班、核能与核技术应用科普展览等活动，推广和宣传核能，增加公众对核能的认知感。

　　而到了4月下旬，北京“非典”肆虐之际，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阿兰·比加一行7人，随同法国总理拉法兰一起按原定计划如期访华。中法双方就核能合作的相关事宜举行了座谈会，其间，比加还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共同签署中法第8个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议定书。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企业界，也纷纷作出反应，4月4日，世界最大的核电建设企业，法国电力公司（ＥＤＦ）执行副总裁兼亚太地区总裁马识路先生拜访了中国华电集团，与华电集团总经理贺恭亲自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结成长期的工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

　　5月23日，除了拥有原国电公司的核电全部资产，还拥有田湾核电站30％、山东海阳核电站40％的股份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简称中电投）总经理王炳华访问大连，与当地负责人就中电投在大连投资建设核电站事宜进行了交流。而在此前的4月份，中电投与重庆市政府合资的重庆核电厂项目已向国家发改委递交了申请报告。

　　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福建、江苏、山东、湖北、湖南以及重庆等省市，已经或正在向国家发改委提出建设核电厂的申请报告。

　　成本是道槛

　　与核能“高贵”的身份相衬配，目前，核电的价格也同样“高高在上”。秦山二期上网电价为0．414元，广东大亚湾则为6．5美分（约合0．54元），而在浙江省，火电的上网价为0．3元多。

　　引起其价格高企的原因之一是投资成本相对较高，目前，火电每千瓦投资为4000元，而核电投资为1330－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为1．1万－1．65万人民币，两者相差高达2．75－4．1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核电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其建设周期一般为70个月（约6年），如果控制不好，将达到80－90个月。与此相对，火电一般为30多个月。

　　投资多，建设周期长，所以核电的建设财务费用相对比较高，其产品价格自然也高。

　　但核电设施使用寿命要比火电长30年左右，而且其成本构成使得越往后越有竞争力：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成本为50％－60％以上，而火电的比例为30％－40％；燃料费用上核电为20％，而火电为50％多；同样，在运行费用上，核电占到总成本的15％左右，而火电则为10％多一点。由于火电的燃料成本比重比较大，所以在核电提完折旧费以后，其成本相对而言，就会大幅降低。

　　这是后话。如何在前端降低成本是关键的事情，一是要尽量压缩建设周期，降低建设成本。为此，国际上正实行一种新的建设模式——模块式建设，即把一个核电站的装置按不同用途归列为各自的模块，直接在工厂里按模块进行组装，最后在电站实行总装。这样建设周期就可以大大缩短，一般可控制到48个月以内。

　　但目前这种设想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因为在实际应用中还受到制造业水平的制约，同时，还涉及到多个配套工厂间的组织、管理、协调工作，以及到在哪个工厂把它集成都是挑战。“国内制造业的设备装备水平比较先进，但在产品质量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例证之一是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2号机组，本来应该在2002年9月完工，因为设备产品质量问题，延误了工期一年多，只能拖延到今年年底才能投产。“管理体系是建立起来了，但在贯彻上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质量保证上还没有形成一定的习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陈书云承认。

　　好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中国制造”的高潮，给了核电更多的选择机会。

　　心理阴影难以消除

　　更难逾越的是心理关。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及核燃料泄露事件，成了各国民众对核电挥之不去的梦魇，虽然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后来经世界卫生组织核实并不是传说中的数万人，而只有33人。但其影响却是深远且深刻，一时间，各国的核能利用计划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陈书云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采用了过时的技术，而且它的这种堆型本身在设计上就是存有缺陷的。按照核反应堆安全保护的相关要求，在铀裂变产生热量时，反应堆的工作应该是负温度效应：当温度逐步升高时，核反应堆的反应性就会呈反方向地逐步下降；而反应性下降，其产生的能量也就会随之减少，这样就能将温度逐步降下来。如此反复循环，使反应堆中堆心（堆放核燃料并燃烧工作的地方）的温度始终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时采用的是正温度效应，反应堆工作越久，温度就一直上升，“所以到后来就把堆心给溶化掉了”，加之又没有建造安全壳，缺乏第四道保护屏障。所以产生了核爆炸泄露事件。

　　例证之一是，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在发生事故时，由于有了防护墙，虽然造成了堆心溶化事件，但放射性物质并没有对外泄露。

　　目前，在第二代核反应堆技术中，其安全系数已经能够达到一万个堆年可能会发生一次堆心溶化的概率。而在日本的第三代ＡＢＷ2技术，则就到了10万个堆年可能发生一次堆心溶化的概率。

　　除了四道屏障之外，国内还有一系列的安全审查制度，并由一个独立的安全机构来专门进行核能建设的监督审查工作，如从厂址选择、保护屏障的建设、设备的安装到燃料的使用等诸多环节，都要通过这个机构的专业人士审查。

　　但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是对行业发展影响深远。“它对领导决策者的决心产生了一些影响，核能原本就是一个敏感技术，到底成熟到什么样，他们感觉是心里没底。加之切尔诺贝利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造成的环境污染，使它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决策层在是否上核电项目时，一般是不敢轻易下定决心的。因此，国内核电建设一直没有纳入整个能源发展的盘子，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规划和管理。”陈书云介绍。

　　国内目前的核电的装机容量只占总装机容量的1．3％。而过去几年里，世界的核电装机容量也增加不多，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动力堆信息系统（ＰＲＩＳ）的数据显示，2000年底，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动力堆共有438座，总装机容量为3．51亿千瓦；而到2003年3月，全世界共有441个核电机组运行，总装机容量3．59亿千瓦，增加仅为3座，800万千瓦装机容量。2002年，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离任前，感慨地说：“现在世界核电停滞了。”

　　技术模式之争

　　今年1月份通过的4座核电站建设项目，到现在尚无“出生证”，主要原因是技术抉择上的争论。

　　以中国核工业集团为代表的一派，主要提倡采用国内现在比较熟的第二代核反应堆技术。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国产化率、降低成本，也涉及国内产业发展的问题。同时，还能保住已有的核电工业技术队伍、迅速提高中国核电工业的整体水平，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但以原国务院核电办专家汤紫德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过去几年里，面对来自经济、安全、防扩散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世界核电界积极开展新一代革新型反应堆的研究。现在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已经成熟并投入商业运行，如日本的ＡＢＷ2，其建设周期短，而且安全系数更高，相对第二代核反应堆技术中，其安全系数为10的－4次方而言，第三代核反应技术，则就到了10的－5次方了。所以在新建项目中，建议采取更高起点，直接采用第三代技术。

　　中国核工业集团的专家则认为，目前第三代技术中成果能够看得见的，只有日本在运行。同时第三代技术与国内确定的技术路线不一致，核反应堆为重水堆。而我国一直是以压水堆为研究路线的，技术上不太兼容。

　　对于争论，国家发改委一直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这亦是项目准生证迟迟未予批复的原因，据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透露，核电将有可能被国家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改变以往核电发展不纳入整个国家能源发展规划、行业发展没有计划性和连续性、影响技术研发工作的局面，“有了产业规划和计划安排，核电才能健康、正常、稳定地发展，前景才会有保障”。

　　有专家对此评论，这种争论，应该是行政部门行政方法的一个提高，也是一个从随意到规范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蜕变过程。在国外，类似这种影响面广泛的项目上马，往往首先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讨论和选择。这种方式的好处，不但在于给执行机构的权力更加合法，也可以通过讨论的过程使各种意见均有表达的机会，使最终结果容易得到各方面的认同，执行更为有效。而目前其实这种做法也是在保护中国核工业集团这个业主。

　　虽然“准生证”尚未拿下，但4座核电建设现场的各项前期工作，如土石方开挖等一直按部就班进行。而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消息，近期将就这4座核电设施和技术向国际招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