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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怜花
导演卡梅伦不止一次在海底13000英尺处打量着“泰坦尼克号”残骸，与日后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引起的轰动相比，海底是沉寂的，内心的冲动怎样慢慢平息和积累？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得到这样的表达机会，他需要大笔的金钱把自己头脑中绚丽的画面搬上银幕。
陕西人张艺谋也许对秦始皇情有独钟，3100万美元的投资帮助他讲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各种批评也随之而来。
“文化淤积”，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本来就是一个看热闹的电影，怎么会引来那么多关于历史观的讨论？一方面，我们讨厌说教的东西反对“文以载道”，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看到某种反抗，似乎电影是文化斗争的武器。电影不是一种杂耍吗？
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游戏精神与文化反思都缺乏，作为一种社会动力，这两个东西哪一个都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效应。艺术应该宽容，可我们还不习惯纵容大家的想象力。如果说《英雄》是我们第一个商业大片，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好观看《真实的谎言》那样的准备，像接受施瓦辛格的肌肉那样接受李连杰的动作？
“庸常的审美”，这是我想到的第二个词。人们进入电影院，得到视觉上的享受，得到一个简单的能用镜头讲清楚的故事，得到一两句台词，这就不容易了。“庸常的审美”反对沉闷，反对病态和苍白，反对高深。
正如中产阶级正在中国缓慢地形成一样，“庸常审美”的价值观也还远没有成为文化评判的主流。这个词不含有任何贬义，就如同可以用“单调和乏味”来形容一种幸福的生活。我们看电影不是搞艺术鉴赏，而只是作为消遣。相应的，对电影的评价，更多是消费指南，而不是有关艺术与艺术家的战斗檄文。在这一点上，《英雄》的成功之处就是它作为消费品的可贵——成本高，广告促进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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