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以后，我媳妇出现一些不良症状：头晕、咳嗽、手心脚心发热，似乎还在发烧，初步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人———这个结论是她自己下的。

　　作为一家之长，我对这个平日里无病呻吟、有病难缠的“小可怜”还算胸中有数，加之近期对其情绪和言行的贴身观察与体验，依然持谨慎乐观态度。

　　我的分析如下：咳嗽，那是因为呼吸系统历来不畅，如果哪天不清清喉咙、亮亮嗓子才是非正常的；头晕，那是因为本来就体态婀娜不禁风，恰逢每月一次的“老朋友”光临；似乎在发烧，那是因为气候转暖而未减衣服；手心脚心发热，则纯粹是被什么事给吓的。

　　因而我的诊断结论是：媳妇儿患了“非典”恐惧综合症。

　　甭管是啥病，有病就得治。

　　开始那两天，她在家里睡觉，我去上班。下班回来，家长亲自下厨烹调美食、熬制中药，还亲临床榻施展按摩技艺，直至“冒着生命危险”与病人做人工呼吸状。

　　厨师、医师、按摩师的三番功夫施尽，仍不大见效，反而有病情加重之势。

　　再观其言，发现她虽卧病在床，却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对北京乃至全国有关“非典”的新闻和传闻了如指掌，满脑子“非典”。信息时代闹的，一个病人完全可以通过报纸、电视、手机、电话、网络等多种渠道通晓天下事，反而显得我这个仍在忙于工作的“党员干部”一时间有些信息短路。

　　我一边承受着“愚昧便是无知，无知导致无畏”的教育，一边琢磨着怎样治媳妇的病。

　　巧的是，家里找不到体温计，找邻居同事借吧，多少有点顾虑。保险之策还是上医院求治，早发现、早治疗嘛，本该如此，于己于人负责。

　　然而，我的建议被一次次驳回：去医院更危险，万一自己没有“非典”，反而在医院被传染上怎么办？如果仅仅因为怀疑被隔离了怎么受得了？好多医生护士都被传染了，有的医院还被整体隔离了。理由充分、振振有词。

　　经过不断耐心细致的思想动员，我将平时做群众工作的种种套路一一展示之后，建议才终于被采纳。

　　于是二人捂上口罩出门了。

　　到了医院，她等在医院门口八丈之外，我进去挂号，要了一个发热门诊的候诊号，正待出来将她拖进诊室时，恰恰一辆120急救车从这家医院里驶出，从身边驶过。粗略一看，车上坐着七八位，每位脸上唯一示人的全是不安的眼神。“看病比有病更危险，隔离比病痛更难受”的假想似乎瞬间得到验证，前功尽弃，挂号费白费了。

　　怎么办，怎么办呢？

　　不能气馁，要敢于胜利！转眼到周末，我精心策划了一个对症下药的三步施治方案：第一步，我去父母家找来体温计，经测量病人的体温仅为36℃多，病情立即缓解；第二步，趁热打铁，劝说病人出去走走，到餐馆就餐，因为我了解水煮鱼对她有多大的诱惑，去餐馆的路远比去医院的路顺畅，一吃一辣一出汗，病情减轻了一半；第三步，次日约上几个朋友去体育馆打上一场羽毛球，运动使人快乐，运动两个小时下来，又是一顿美餐。

　　两天过去，病人已如常人，“非典”不治而愈。

　　“五一”节放假，我跟媳妇说，北京的“非典”高发期还未过去，咱就在家里窝着吧！不行，这下我成了胆小鬼，非拉着我去公园不可。

　　“五一”这天，朝阳公园里人还不少，划划船，放放风筝，看着蓝天草地，心情真好。有这样坚强快乐的媳妇，今后日子不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