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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中国是都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两个很有类比性的国家，两国都脱胎于苏式计划经济，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两国分别自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0年社会转型后，由于选择的路径不同，经济发展有了天壤之别，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GNP上。据最新资料，如果将1990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设定为100，那么到2000年俄罗斯的这个数字只有64。 但是，抛开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发展业绩不谈，两国都面临着许多类似的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转型中的公平问题。因此，彼此的经历，都可以为对方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收入差距急速拉大 俄罗斯研究者的资料介绍，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工资收入的差别在5倍左右，到1980年代中期已缩小到3倍。激进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别由8－9倍增长到十几倍。1998年危机时期为13.2倍，危机后的1999年则达到14.7倍，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国际通行的警戒指标是“10：1”即10倍。须说明的是，这种倍数的对比系指社会中10％最富居民与10％最穷居民之间的对比。 按照俄罗斯学者B.A.列别辛在1998年的数据，富人在居民中的比例不超过1.5％；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在居民中的比例为大约25％；穷人在居民中的比例为大约70％。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说，“总括起来可以说，至1998年，俄罗斯人依据对自身地位的感觉，在意识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当今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模式，即：居民的基本部分与上层处于对立状态；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化；居民的多数集中于最贫困的阶层。”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即底层数量庞大，而越往上走，人数越少，财富越集中。 权力向资本转化 “在公平竞争情况下，收入拉开档次是由于人们能力和机遇的差别，”学者李景阳说，“然而在俄罗斯，由于‘休克疗法’中的立法滞后、体制真空等原因，不公平的竞争成了‘市场化’过程中将人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动因。”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最近的研究课题是俄罗斯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问题。 普通俄罗斯人将新的上层阶级称为“官僚资本主义集团”，这是因为他们与传统权力有不解之缘，其中70％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旧官僚。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利用自由经济政策轻而易举地成了新体制中的“经济精英”，他们凭借的基本手段是“权力向资本的转化”。 李景阳指出，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这种手段一是在评估企业资产时，根据需要压低或抬高其价值；不同劳动集体商量，擅自购买控制股，任意选择私有化方案；将私有化所得资金据为己有（这些多是企业领导人所为）。国有财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或主管部门负责人则可利用职权，敲诈或受贿；在商业机构兼职的国家公务人员，则可将国有企业的资金和财产转移到商业机构的账户或资产负债表上。 在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中，500家企业价值达2000多亿美元的实际资产却以72亿美元低价售出。例如，拥有10万职工的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售价（200万美元）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一所上等住宅，收购者从中获得的利益不言自明。 靠“权力资本”发家的人物很多，他们构成了目前俄罗斯经济界寡头的主体。石油大亨之一的阿列克别罗夫曾是一位国有企业的先进工作者，1991年成为石油工业部部长后才开始利用职务之便组建石油控股公司并从中攫取巨额利润。当今的金融工业寡头马纳霍夫和霍尔多科夫斯基则分别曾是苏联时期莫斯科共青团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他们瓜分国有资产的活动是从“提高企业管理效益”开始的。 普通的俄罗斯人将私有化说成是国家官员瓜分“国家大蛋糕”的运动，认为人民私有化不是还财于民，而是在新旧官僚、工业黑社会和集体农庄主席之间的财产再分配。他们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看成是社会不公的总根源。 在激进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民间投机者和官场上的权势者汇流成社会上的巨富阶层———“大资产阶级”。目前，俄罗斯正在发生着两个过程：一是官僚加紧资产阶级化；另一个是新资产阶级向权力靠拢。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官僚资本主义”、“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并非政治经济转型中的必然结果，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激进改革”，但上述情形只出现在俄罗斯。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孔田平介绍，在波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俄罗斯相比，波兰要公平得多。波兰私有化的方式有资本私有化、破产清理和大众私有化等，而且都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国有企业的改造中，MBO（管理层收购）、MEBO（管理层与职工收购）和EBO（职工收购）等方式都得到利用。总的来说，波兰国有企业的改造是在相对透明和规范的条件下进行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秦晖指出，俄罗斯寡头资本形成的原因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 民主政治减缓社会冲突 在如今的俄罗斯，同样存在着中等收入群体十分贫弱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底层的庞大。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致下降了一半。在危机严重的时期，俄罗斯平均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是穷人。贫困和失业、社会保障的削弱及犯罪成了俄罗斯主要的社会问题。 在两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由于缺少中等收入群体的缓冲作用，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极易走向尖锐化。在叶利钦执政的1992－1997年，每年罢工人数由37.5万人增加到81.3万人。 不过，李景阳指出，应当承认，与近年来俄罗斯所遭遇危机的严重程度相比，社会冲突的强度比人们预料的要低得多。1991年“8.19”那样的政变没有再度重演；街头政治基本限于非暴力的范围内；罢工规模也并未超出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印度等国同阶段的水平。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俄罗斯初步形成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在缓解社会冲突方面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俄罗斯社会进入“普京时代”后，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创造社会和谐的条件。权力结构的趋于稳定；社会上形成了呼唤“法律”、“秩序”的共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走向规范化；社会抗议情绪的降温等等，均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特别是，普京重视社会政策，并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提高工资，解决退休金拖欠及退休金过低问题，设立中央级的社会保障“补偿基金”等等，均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平衡各阶层居民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普京对经济界寡头势力的某种限制措施也赢得了公众的好感。 这说明，社会的公平与政府公共政策息息相关。（本文采访得到盛世良先生大力帮助，谨致谢意）作者: 黄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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