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人要在上海复兴西路上再造个“新天地”，然而前些日子在他的施工现场出现一份公开信：“司徒夫：你不受复兴西路居民的欢迎！你白天野蛮施工，噪音四起，灰尘四溅，晚上还请人装运建筑垃圾及建筑材料，吵得周围邻居无法安宁生活。请不要扛着外籍人士的招牌胡作非为！由于你是外籍人士，所以大家给你脸面，你不要自己不要脸面！”署名是“复兴西路的一群居民”。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法国人“裸奔”在上海

　　撰稿／陆世纶（记者）

　　法国人司徒夫在中国的形象几乎和乔治·索罗斯有点相似：一个慷慨的慈善家，但其咄咄逼人、无法无天的商业行为往往令不少人感到“厌恶”！

　　一年前，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司徒夫的中文著作——《裸奔》。这部名字惹眼的书讲述了他来到中国不久后的一段特殊经历，说得确切些，是一个将自行车极限运动和慈善募捐融为一体的美妙计划。司徒夫是那种善于将个人爱好和商业计划、将造福社会和获取名利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的高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一双法国人的腿，为了中国孩子的心”，这是司徒夫为那次“裸奔”创作的广告词，它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最终获得了司徒夫通过“裸奔”——这个法国人骑着自行车一边游历中国，一边拍卖他所骑过的每一公里：对个人，每公里100元人民币以上；对企业，每公里1000元人民币以上——筹募到的200多万元善款，时至今日已有36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又无力承担6万元手术费的中国儿童因此获得新生（《新民周刊》曾在2001年做过专题报道）。

　　9个月前，司徒夫在上海复兴西路上开了一家世界顶级品牌的户外运动用品专卖店，店名还是叫“裸奔”。

　　然而麻烦开始纷至沓来，司徒夫将走上法庭，面对复兴西路上多位邻居的民事诉讼。他被控“擅自搭建超规模的违章建筑，破坏房屋结构，侵犯邻居的隐私权和采光权”、“擅自占用公用通道，剥夺居民的行走权”、“擅自安装建筑造型灯光，严重影响邻里居民的夜间睡眠”。

　　原告之一、71岁的华老太说，司徒夫对邻居可没有像对儿童那么仁慈，“他的所作所为甚至不像一个体面的绅士”。

　　雄 心

　　在20世纪30年代，复兴西路属于法租界的郊区，与复兴西路相邻的高邮路当时还是蛙声不断的稻田。在复兴西路和华山路交界处的一幢大房子当时是法租界路政局的办公地，对面则是租界警察局。

　　法租界在当时上海各国租界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对此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英国人有香港，德国人有青岛，而法国在中国除了租界没有像样的根据地，因此法国人对租界的建设和管理比其他国家更加用心；另一种观点或许更能为法国人接受：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当其他列强通过殖民地为自己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时候，法国人却更热衷于向殖民地兜售自己的文化。先不管这些，我们先看看当时在上海复兴西路附近发生了些什么事。

　　全上海2500幢花园洋房中，有近2000幢坐落在这一地区。在很多供职于外国银行、领事馆、各大公司的外国人纷纷落户这里之后，富有的中国人也接踵而至。当年战乱不断，如果你很有钱，想要一个相对安全而又环境优美的住地，这里无疑是首选。在更早的时候，李鸿章在复兴西路华山路口盖了“丁香花园”，袁世凯也在附近买了房子，住在附近的还有文化名流郑振铎等等。

　　1932年，一个名叫汪鹤松的商人在复兴西路上盖了一幢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房子。他雇佣了200个工人，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建造他的“松鹤里”。他决定将1号的3个楼面留给自己住，2、3号用于出租，因此1号的面积最大。

　　房子落成之后，汪鹤松觉得与其把房子租出去还不如把房子卖掉，这样可以更快收回投资。于是他将2号卖给了从事丝绸生意的李先生，“文革”开始后李先生的房子被没收并分割，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先生的房子得到了归还。汪鹤松将3号卖给了自己的弟弟汪鹤清。汪鹤清在1949年因税务问题破产，把房子抵给了国家。后来搬入3号的是华姓三兄妹，但他们只有房屋的使用权。汪鹤松在散尽家财之后，又不得不将1号卖给了2号李先生的叔叔。1号和2号两户李家一直住到今年年初将房子卖给了司徒夫。

　　这个“松鹤里”正好坐落在“裸奔”边上，是司徒夫又一次雄心勃勃的探险旅程的起点，也是使他身陷困境的麻烦之源。

　　司徒夫开“裸奔”的最初目的，是为他的事业建立一个大本营。他买下了这套2层共100多平米的房屋产权。但他很快又被边上的“松鹤里”吸引住了。它的建筑式样在昔日上海法租界区域内随处可见：中西合璧、优雅内敛，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悠远气息，虽然历经沧桑、蓬头垢面，往日的风采仍然依稀可见。这是令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会陶醉的气息，更不必说在法属塔希堤群岛长大、有一个画家继父的司徒夫了。

　　司徒夫几乎同时买下了“裸奔”和“松鹤里”2号，但至此他那非凡的计划还没有成型，他只是想为自己和他的中国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再买一套适意的住房。当1号也表示愿意将房子卖给他时，他突然被一个大胆的设想激动得夜不能寐：或许可以把“裸奔”左右100米沿街的民宅全买下来，在上海再造一个“新天地”！

　　这话如果当着他的面说，他一定会勃然大怒，因为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新天地”的不喜欢，他认为这个如今名声大噪的景观，是矫揉做作的、过于商业化的、“迪斯尼”式的、建筑样式千篇一律的景观。

　　我们不去讨论他对“新天地”的评价是否正确，只来看看他在复兴西路要做的事情。司徒夫认为他这里拥有“新天地”所不可比拟的优势：这100米，建筑风格各异，位于上海高级住宅区的中心，林阴蔽天，下小雨都不会淋湿行人，红绿灯多，车速缓慢，道路宽平，路人稀少，是开设顶级休闲娱乐设施最理想的地段。回想一下你在巴黎幽静小街上看到的那种门面精致、毫不张扬却出售天价商品的小店，你就会明白司徒夫的计划。他说，如今能在“裸奔”消费的人，在上海不会超过1000个，只要其中20％的人来买就够了。他在这里开设的所有的商业设施都将严格遵循为金字塔顶端人士服务的标准。

　　当司徒夫认识到这一计划将比两年前他在中国西部边境上的那次“裸奔”更为艰难时，他已经投下去1500万元人民币，骑虎难下了。最令他沮丧的是，他原本以为当地有关部门和居民会对他的保护性开发感激不尽，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虽然夏季将至，这位“裸奔”者越来越感到寒意逼人。

　　冲 撞

　　司徒夫和邻居们有过短暂的蜜月。他不会傻到故意去激怒“谈判对手”，而居民们也从司徒夫的计划中看到了彻底改善居住状况的曙光。

　　“松鹤里”（已被司徒夫改名为“复兴西里”）的确已经破败不堪了：狭窄的木梯咯吱咯吱响，发霉的天花板上长着蘑菇，墙面因长期浸水，看上去像一幅立体的抽象山水画，地板被老鼠咬得松软如泥，油腻肮脏的电线、管道在墙上、天花板上纵横“乱窜”。华老太说，司徒夫的工人晚上在一楼装修时，她家里就不必开灯了——灯光从地板上的缝隙中射上来把二楼的屋子照得通明。9户住家，由于没有煤卫，纷纷在天井、过道、走廊上搭建独用煤卫。而“裸奔”另一边的房子情况更糟。如果司徒夫不来，居民可能永远盼不到动迁，因为这里是徐汇区的“风貌保护区”。

　　司徒夫在“蜜月期”嬉皮笑脸地对邻里们说的讨好话，后来都变成靶子。比如，他说对这一带很有感情，居民们后来说，这是法国人想用另一种方式“收复他们半个多世纪前的失地”；司徒夫说“今后我会给你们添麻烦，但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好邻居”，居民们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圈套：好邻居会深夜施工，把我们吵得无法安眠吗？好邻居会在我们进去看看他的工地时，盛气凌人地请我们出去吗？好邻居会挑拨离间邻里的兄妹间关系，企图对我们各个击破吗？好邻居会如今看到我们连个招呼也不打吗？好邻居会因为我们偶尔把马桶放在他店门口就大发雷霆吗？已把房子卖给司徒夫的李家对这个法国人同样有很多不满：他太斤斤计较！他合同上规定我们什么时候搬，就要我们什么时候一定得离开，我们离开了他又找到我们，说我们还有满屋子的垃圾没运走，他说他可以派人来运垃圾，但费用得我们出。后来我们请了一个捡垃圾的民工来运，我们不给民工钱，但允许他们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拿走，民工把门上的锁撬走了，这下不得了了，他大动干戈，说房子里的一切东西都已归他所有了，这门锁有70岁的历史，是他的宝贝，一定要我们找回来，否则就要我们赔！不就是几把锁吗？与“裸奔”一墙之隔的孙先生的家，在“裸奔”装修时，墙被敲穿几个洞，司徒夫给他们全家重新装修了一番，但孙先生至今怒气难消：他的确是装修了，还安装了隔板，但我的家从此小了1平米！而且他装修的材料我估计有问题！因为装修后我老婆就得了带状疱疹。

　　最令邻居们不爽的是，司徒夫买了房子后大兴土木，上借天下借地，扩建了不少违章建筑，比如将原来的阳台装上了玻璃改成办公室；在房顶上搭起了平台，不断有老外来这里饮酒作乐，拿着望远镜眺望，那个阳台离邻居的窗户只有一步之遥。“我睡觉、洗澡他们都看到见”，“我躺在床上眼睛一睁，突然有个老外站在我面前！真是羞死人了”，华老太说。司徒夫让邻居们在他装修时关闭门窗，可居民们说，现在是“非典”时期，通风很重要，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司徒夫承认，他买“裸奔”和“松鹤里”2号是笔划算的生意，但到买1号的时候就不同了，他花的钱几乎是买2号的一倍！如今3号的价钱更是被哄抬得离谱，有人竟将不到6平米的阁楼开出25万元的价钱！他决定不买了，司徒夫认为所有的矛盾由此而来，居民们给他制造麻烦都是为了迫使他尽早用高价买下他们的房子！

　　但居民们说司徒夫在撒谎！他们从来没有和他谈过卖房的事，如今就是把房子卖给任何人也不卖给司徒夫：他们只是不能接受司徒夫的到来，打破了这里半个多世纪来的宁静、干净和和睦。

　　同 情

　　华老太说司徒夫“挑拨离间”似乎是有根据的，因为居民“阵营”出现了分化。除了1号2号已经搬走之外，住在3号底楼的华老太的哥哥也向司徒夫“屈服”了，三楼的妹妹华夫人始终保持“极不应该”的沉默。

　　华夫人则对记者说：司徒夫是个精明的商人，但决不是坏人。他的民工曾把我房顶上的下水道搞堵塞了，我就去向司徒夫反映，没想到他一刻都不耽误，也不吩咐手下人去处理，而是自己爬到房顶上伸手去掏，好危险啊！我和司徒夫就是这样认识的。人家买了房子总要装修，有些噪音是难免的，我现在只希望早点结束。再说我天天在外面做生意，也没时间和他搞。司徒夫跟我谈过买房子的事，我对他是这么说的，我主观上是不想卖的，我年纪不小了，而且还在做生意，让我搬到很远的地方我不干，至于附近的房子没一两万一平米下不来，我也买不起，你看着办吧！

　　司徒夫说华夫人虽然精明，但知书达理，是他目前“唯一还愿打招呼的邻居”。

　　从去年8月以来，团结起来与司徒夫斗争已经成了复兴西路上的这几户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几乎每天早晨9点钟，他们都会准时在门口集中，商量下一步的对策，他们用了能够想到的各种招数：写过19封举报信，上访了20多次，也贴了公开信，居委会、街道、区政府、规划局、房管局都跑遍了，有关部门也来了不少次，但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居民们认为，司徒夫的行为违反了以下两条法规——《上海市居住物业管理条例》第28条：禁止在天井、庭院以及道路上搭建建筑物；《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第53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工程规划许可证。

　　司徒夫辩称，他向街道和房管局的有关官员报告过，他们都说，他可以将整个计划上报，估计批准的可能性很大，这要比一个一个地报省事得多。他已向街道和房管局上报了整体计划。4个月前他催问过，回答是快了，1个月前他又问过，说是因为“非典”恐怕要拖一拖。其实街道和房管局不管规划，但一个外国人怎么分得清中国林林总总的管理部门各自的确切分工呢？

　　也有一种分析说，司徒夫故意要在他的计划被上级部门审议前，先搞个样板出来。他知道他的计划可能过于雄心勃勃，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现在已经有了一条衡山路，政府会同意在附近再搞一条商业街吗？网点规划的调整必须征得上海市人大批准；周围庭院深深，有不少重要机关和重量级人物，有人天天在这里喝得醉醺醺的跑来跑去合适吗？所以司徒夫要做个样板说服他们：他开的将是最高级的商店，不会有这种局面出现。

　　如今街道干部在这件事情上左右为难：司徒夫的企业是街道办事处的招商引资项目，但老百姓的利益也不容忽视。“一把手”袁书记说：“这是件好事，是对我们现行体制的挑战，但可能出现得太早。”

　　徐汇区房管局执法队的高队长（现已调往其他部门）承认他是司徒夫的同情者，但说他并没有因此偏袒司徒夫。他接到举报后去现场看过，也向司徒夫发了告知书和限期整改书，但他们没有强制执行权，除非向法院申请，而他没有向法院申请执行的原因是，他认为司徒夫搭建的部位既不是天井也不是庭院，是不是在处罚范围之内会有争议，法院未必肯受理。

　　现在徐汇区规划局决定受理此案，因为司徒夫的房屋改建事先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他被告知必须马上停工。

　　徐汇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这种事一碰到“老外”往往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这方面的法规还不齐全。司徒夫现在说，既然违章建筑要拆，就一视同仁大家都拆，我们就很被动，现在上海仍有一半居民住在老房子里，自搭违章设施的情况并不少见。当年没有管理条文，而且考虑到居民住房的实际困难，政府对居民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往往采取默许态度，所以现在的政策是“新账不欠，老账逐步还”，但这在法庭上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司徒夫不是在徐汇区买老房子自行改建的唯一的外国人，司徒夫还算保留了原建筑的外貌，只是在内部进行改建，相比之下有些人走得更远，但真要处理就会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司徒夫坚持认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不明白，中国人几代人住了上百年，却不肯花一分钱用于修缮祖先留下来的房子，可他们现在却像个胜利者，我花了那么多钱保护它，却反而倍受指责。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只好天天坐在家里等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的麻烦！”■

　　可立新法护老宅

　　撰稿／陆世纶（记者）

　　上海市的一位领导从国外访问归来后，有过这样一番感慨：我感到很失落，国外有很多漂亮的老房子，有的都已几百年了，但仍然风姿绰约。我们上海不缺好房子，但看上去就是那么败落。一个没有优美的高级住宅区的城市算不上是国际大都市。

　　这番感慨引发了一场悄悄的变革。据透露，徐汇区将划出东起常熟路、南至衡山路、西至兴国路天平路，北至华山路长乐路总共1．7平方公里，通过“拆、整、改、遮、刷、填、建”七大措施，建成上海的“精品住宅小区”。这个方案目前还有待上海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司徒夫的计划，也属于这片“精品住宅小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保护周庄风貌的功劳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他对记者说，我们在城市保护性开发方面的制度、法规、政策严重滞后，司徒夫的经历说明改变这种情况已是迫在眉睫！司徒夫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问题：如何看待民众自发的保护性开发行动？如何处理好保护性开发和保障原居民合法利益的关系？如何将个人行为纳入总体的城市规划中去？

　　阮仪三说，在伦敦，与城市保护性开发有关的法规叠起来有半米高，而我们呢？几乎可以说“少得可怜”。保护建筑有两种，一种是文物保护建筑，另一种是风貌保护建筑，前者一砖一瓦、一个摆设都不能动，而后者除了正面的外墙不能动，里面、后面还是可以适当改建的，因为老建筑毕竟有很多不适合现代人生活的地方，如水电管道、煤卫设施都要重新布局，司徒夫采用的基本上是欧洲模式，他把里面全部掏空，用上了钢结构，这种方式耗资巨大，可能要比建造一幢新砖木结构的房子贵好几倍。

　　最近苏州出台了一项“惊世骇俗”的新政策：允许把保护性建筑出售给外籍人士，引起轩然大波。阮仪三认为它无可指责。他说，文物分两种：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对前者要控制，对后者大可放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靠政府的财力保护历史遗存，民间自发的保护开发热情是非常可贵而且应该大力鼓励的。在欧洲很多国家可以看到许多代代相传几百年的建筑风姿依旧，它们是整个城市的魅力之魂，是城市的重要财富。前不久，阮仪三的一个学生在美国遇到了一件看起来很幸运的事情：纽约州有个叫伯明顿的小镇上有条破败的小街，当地政府规定只要出2万美元，就可拥有其中一幢楼房的产权，但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按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工艺、原来的材料一点不能走样。价钱虽便宜，但必须有财产作为担保，以保证你有财力对其维修。阮仪三的学生一口气买了两幢，如今这条曾经没落的小街已焕然一新，有望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因此对司徒夫这样的计划，阮仪三呼吁当地政府应该不遗余力地支持，简化手续，帮助动迁，还应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即使改变原有的用途，也不要一概否定，如果效果好的就应肯定，当然他不能因此而侵犯周围民众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尽快出台保护性开发的详尽法规，对所有此类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

　　至于如何处理好保护性开发和原居民合法利益问题，阮仪三介绍了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国家级的保护建筑由国家承担一切费用，地区性的保护建筑由地区政府承担费用，属于私人的保护建筑由私人承担义务。一旦你所拥有的房产被确定为文物保护或风貌保护建筑，政府将规定你每年拿出经费用于维修，如果你财力不够，政府会给你一定补贴，从1／3到1／2。如果你连一半都拿不出来，也没关系，国家出资帮你维修，但房屋的产权就归国家所有了，国家将有权拍卖和转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