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查明，李铁成在1990年至2002年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直至白山市政协副主席期间，频繁利用干部提拔、重用、调动、推荐、返城任职和安排子女就业等机会，伙同其妻收受全县162名各方面、各层面领导干部的礼金和贿赂款计人民币143万多元。情节恶劣的是，向李铁成行贿的人，包括县直所有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没有空白。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山区的靖宇县，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也仍未脱贫。然而，就在这个以抗联英雄杨靖宇名字命名的英雄城里，出了一个大贪官——原县委书记李铁成。
“批发”、“零售”干部
监狱中的李铁成是这样描述他的腐败历程：“我的蜕变是从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1993年我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本来不想大操大办，因为儿子儿媳都在长春工作。当时我就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搞了个简单的婚礼仪式。尽管这样，在靖宇这个小县城里，消息却传得很快，还是有许多人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并都为我送了数额不等的礼金，从几百元、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开始时我也有不收钱的想法，收了也感到很不自然，但我住的平房特殊，我在屋里不收，他们就放在窗台上，也有通过我熟悉的第三者送来的，迫使我不得不收。就这样，我开始从‘不自然’到‘自然’”。
一发不可收拾之后，李铁成“抓住机遇”把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领域，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通过一次次“批发”（大范围调整干部）和长时间地“零售”（个别提拔干部），来获取丰厚的“回报”。
下属官员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行贿，对于李铁成来说，已经不单纯是金钱的概念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观上认为大家给我送钱送物，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大肆收受下级送来的钱物，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甚至心安理得了”。就这样，李铁成的全部家财，在短短的10年间就由3万元猛增到270多万元，按140多万元的违纪违法金额计算，平均每月有1万多元的贿赂款进账。
在外人看来，李铁成并不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而是一个很有理论政策水平的领导。检察机关在他的办公室看到的是成套的马列著作、毛泽东、邓小平选集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汇编。李铁成自己承认，学习的目的不是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为了包装自己，更加娴熟地操纵权力。仅以1999年为例，李铁成就先后主持制定实施了《靖宇县县级领导干部践行宗旨联系群众“十个一”工程实施方案》、《关于深入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实施方案》、《关于在乡镇开展评选“人民好公仆”和“人民好代表”的意见》、《县总工会关于开展“企业发展年”活动实施方案》等等，给人以他就是全县“理论水平”最高的人和最清政廉洁的领导干部的形象。
“三人在场不作案”
李铁成有一套自作聪明的逻辑，作案具有隐蔽性也使他心存侥幸。他认为，“这钱是送给县委书记的，不是送给我李铁成的，换成孙铁成，他们也照样送。”他认为只要自己还是“县委书记”，就是这个地方的“天”，就不会“出事”。他的预料果然应验，在他案发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始终没有人到有关部门告发他大肆受贿的罪行。即使有，也不是反映他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他受贿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比如1999年，靖宇县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后，才达到1920万元，城镇人口每月人均收入只有230元，城镇低保人员每月的生活保障金仅有90元且还不能按时发放。然而就是这一年，李铁成却疯狂受贿高达近44万元。
李铁成心存侥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能证明自己受贿行为的“合理性”。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一天抽一两盒中华牌香烟，每盒价格都挺贵，照此下来，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抽烟的，一年得抽掉多少钱？他自认为生活上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泡小姐包二奶，只不过是把下属送的抽烟喝酒钱攒起来而已。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事后感谢的，也没有向谁索要过，事办不成的，他都把钱退了回去，不会翻什么船，因此坚信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事。
李铁成心存侥幸的再一个原因是，他总觉得自己作案手段高明巧妙，奉行“一对一”、“二人转”、“三人在场不作案”的信条，自己不说别人不讲，就能蒙混过组织的监督，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李铁成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收”的受贿原则：事没办成的不收，关系太密切的不收，几个人同时送的不收。“论钱行赏”尽管是露骨的权钱交易，但李铁成似乎是一个绝不“任意胡来”的人，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时候，他善用“暗渡陈仓”之计，使权钱交易的手段具有较深的隐蔽性。有时候，李铁成也象征性地给送礼者还礼，使行贿受贿行为披上了合理的“人情往来”的面纱，也使他的犯罪行为具有了更大的隐蔽性。李铁成小儿子2000年结婚，举行婚礼那天，李铁成只在自家摆了4桌酒席招待亲家的人，如果不是放了一串庆贺的鞭炮，连邻居们都不知道，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铁成却在暗地里收受的贿赂，创造了利用3个子女结婚之机受贿的最高记录。
李铁成的官吏观
在查办李铁成受贿案件过程中，曾经有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李铁成忘形地与办案人员侃起了他的为官之道。他说：“你我都是县处级干部，但是实际权力有本质的区别。在实质意义上，你在省直机关，只能称作‘吏’，我是靖宇县委书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官’与‘吏’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管人的，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后者是管事的，所以即使级别再高，也没有当家做主的‘官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铁成在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始终把自己置于一个“铁腕人物”的位置上，所以人送他绰号：“黑老铁”。为了搞个人说了算，李铁成牢牢地控制着干部选拔任用大权，不准别人插手。他的权威达到了一言九鼎的程度并认为：我是县委“一把手”，县委管干部就是我管干部，只能由我说了算。向上级推荐干部，他想推荐谁就推荐谁，从不召开常委会讨论。为了躲避和拒绝监督，班子成员提出不同意见他不予理睬，对群众的反映置若罔闻。李铁成调整干部，表面上看是按正常程序办，但实际上是他大权独揽，往往他的“拍板”便是党委的决议，把个人的意图“正常”地变成了集体的决定，别人没有说“不”字的，也不敢说个“不”字。常委会基本上由他一个人布置，大家执行。
李铁成一直认为为他人谋取政治利益都是在职务权限范围内进行的，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照组织程序办理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人们的感情上、感觉上似乎都说得过去。其表现方式大体是以下七种情况：一是副职晋正职。李铁成对正职把得比较严，同等条件看感情。二是新提拔副局级干部。在县城就是副科级在晋升之前当然是一般干部靠不上李铁成的边一旦靠上了肯定得照顾。三是平级调整干部。同等级别位置有轻重，权力有大小。四是保官位不动。有人官居好位不想动有人干顺了不想动也有人想在某个位置靠到退休。五是推荐副处以上的干部。作为县委书记李铁成的推荐意见非常重要。六是表扬和奖励干部。对一般人来说表彰、奖励及李铁成对某人工作的肯定都是政治资本。七是在乡镇工作想回城的也存在同等条件下讲“关系”的问题。可以说，同等条件看“感情”也好，讲“关系”也好，其实质还是“论钱行赏”，给钱多的自然关照的力度也大。看似严密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在实际中却变成了“组织部提单子，书记定调子，考核组走场子，整个程序是花样子”的状况。
“贤内助”为何“闲不住”
李铁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十足的腐败分子，与一直被李铁成称为“贤内助”的妻子徐向东不能说没有关系。身为党员干部的徐向东，把丈夫利用职权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丈夫长达10年间、多达上千次的受贿事实，她绝大部分都能记忆犹新。李铁成每收一笔贿赂，都交给她保管记账，并经常嘱咐她“记住人家送的钱”，以便“论钱行赏”。有很多行贿人把贿金送给李铁成“不方便”，就直接送给她代为收下。由于行贿者络绎不绝，她记账和到银行存款的“业务”也紧紧张张。这样一来，她就由“贤内助”变成了“闲不住”。
作为一般干部，徐向东实际上没什么权力，但因她是靖宇县“第一夫人”是能左右李铁成很多事情的“徐大哥”，于是便成为一些与李铁成接触少、不太熟悉的人攀龙附凤、大肆行贿的目标。与徐向东同单位的一般干部吴某，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想当个“一把手”的决心却从未动摇。因李铁成不认识他，他就把行贿目标瞄准了徐向东。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他每次一送就是5000元，而崇尚“夫贵妻荣”观念的徐向东，面对这些不义之财，脑子也发了昏，便来者不拒，6年间连续替丈夫收受了吴某的13万元贿金。尽管后来吴某得了股骨头坏死病，但被巨额贿金“感动”的李铁成，终于打出了“人尽其才”的招牌，让吴某当上了县残联理事长。
徐向东还经常参与丈夫的政事，对于一般干部的变动，她竟能做到直接找相关领导安排，有时对个别局长的进退，她也敢说话定音。例如1996年4月，某局局长从外地开会回来，风言风语说县里准备让他退二线，就与老伴怀揣5000元钱来到李铁成家，徐向东接过钱后随口就说：“干得挺好的，年龄也没到，就接着干吧。”（瞭望周刊记者 成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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