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十九岁阿妹去意彷徨

　　阿妹是湖北黄梅人，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三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走吧，毕竟和他有三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温柔的陷阱，根本没有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活环境里，她不断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买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我天天在村里晃，和他混了个脸熟。

　　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作朋友。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行差踏错？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幺，13岁就出门闯荡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只要有一点钱就寄回家，是个很孝顺的女孩。199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淘金。国内众多的媒体曾经指出打工群体的进步：八十年代求“生存”，九十年代求“发展”。据我接触到的实际，在九十年代，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们虽然被冠以“发展”的主体，但她们的结局不容乐观，仍旧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就像阿妹，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家贫不得不中途退学，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力竞争剧烈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抛弃。经过半个月的奔波，阿妹的松糕鞋底被削去薄薄一层后，工作还没找到，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给她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老头60多岁，在香港开运输公司，是个老板级人物，很有些钱。笑起来的时候，脸像一朵璀璨的秋菊。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老？见面的时候，阿妹吓得缩头缩脑地拼命往后缩。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已不是处女，又没有钱，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阿妹口袋里只剩50元钱，留下来交不起房租，回家连路费都不够，钱包瘪意志也就不够坚强，只好点头同意。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心急火缭的，花了半个小时就吃完饭。

　　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下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大型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商店把货品送到家中，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鬼才愿意跟他上床？阿妹心中打着鼓，坐在新买的沙发上，磨蹭着。老头唤她去冲凉，她嘴里应着，手脚没挪动。唤了三次，她才进洗手间。老头性子急，阿妹一出来，就搂着她，阿妹坚决不允。他问：“为什么？”阿妹摇摇头说：“没什么。”“你不开心？”老头盯着阿妹的脸，想从那张光洁明净的脸上找寻答案。“我哪里不开心？”阿妹强作笑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

　　她重重地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眼睛。等老头的呼噜声山呼海啸，阿妹却了无睡意。她心中好乱，好烦。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往哪里去？身上的钱连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想跟她过日子，要不，为什么为她置办这么多家当？次日早晨，老头7时30分就起了床，心情极好地拉着阿妹去饮茶。吃过大碟小盏之后，他又带阿妹去罗湖逛。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一件40元的短袖上衣给阿妹，阿妹穿得好看，又买了一件同式样的不同颜色的上衣给她。见她手腕上空落落的，慷慨地替她买了一块百把元的手表。中午，两人在外面吃西餐。老头叉起一块牛排，望着她问：“你会不会煮饭？”“不会。”阿妹说。老头也不恼，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我教你！”第三天，老头去香港打理公司业务，七八天之后才回来。他给阿妹带了一对金耳环，一只18K蓝宝石戒指，还掏了500元给阿妹零用。阿妹的眼前，金光闪烁，蓝宝石折射出的光芒如梦似幻，她的心醉了。但睡觉时，阿妹早早地上床装睡，老头轻声唤了她几声，她假装没听见。老头给她脱衣服，要她裸睡，阿妹不干。老头继续剥阿妹的衣衫，阿妹就说：“干什么，我不喜欢的呀！”老头没出声，过了好久，黑暗中传来他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为你好，穿胸罩睡容易患上乳癌。”这个夜晚终于熬了过去，早晨老头一回香港，阿妹就痛下决心，等老头下次回来，就与他摊牌。过了5天，老头一回到出租屋，阿妹就告诉他，口气生硬而坚决，自己想回家想父母，一人在外不太习惯。老头盯着她的眼睛看，尽管很惋惜，很留恋，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道是覆水难收，等阿妹讲完，又给了阿妹800元港币，并祝她一路上走好。拎着行囊走在大街上，街上车来人往，流向四面八方，阿妹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泪水缓缓地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阿妹从城市的南端到了北端，在笋岗一带找了一家十元旅店住下。一个星期后，她到一位同乡家参加聚会，碰到鞋匠小于的胞兄大林，鞋匠大林问她最近忙什么？她说什么也不忙，正在找工作。过了几天，鞋匠大林就给阿妹介绍了一位香港“老公”。这次“相亲”是在大林住所附近的村口马路边。在熙攘的集市与嘈杂的人群中，阿妹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向她走来，他五官端正，身材不高，有些偏瘦。阿妹又想往后退，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大林悄悄附在阿妹耳边说：“暂时跟着他吧，有好的我会帮你介绍。”香港男人自我介绍叫阿德。阿妹听不懂粤语，男人只得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和她交流。在酒楼喝完茶后，阿妹被阿德带往他在村中租住的单元房。阿德的二房一厅中，所有的电器与家具一应俱全。

　　阿德抢先一步冲进里屋，将零乱的床铺稍作整理，叠好被子，这才带阿妹进屋看看。看得出来，这里长久无人收拾，空气中弥漫着单身男人杂乱不堪的气息。后来，阿妹才知道，就在这套出租屋里，阿德原先包过一位女仔三年，两人去年因故分手。翌日清晨，阿德6时30分就出门过香港去了。临走前，将房门钥匙交给了阿妹。阿妹早早起床收拾房间，将家具擦了一遍又一遍，洗了地板和所有的衣物，然后，打开电视机开始看电视。经历了太多的艰辛，阿妹有种强烈的依赖感。她凝视着桌上相框里阿德的彩色照片出神地想，唉，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是，这个男人靠得住吗？会对自己好吗？那年，阿妹才16岁。她心安理得，吃穿不愁，还有些富余寄回老家，打电话说“工作”蛮轻快，也有钱赚，就这样过了三年。16岁的女孩子，经历三年的“婚姻生活”后，少女时代的所有的人生设计和生活梦想都已经改变。阿妹觉得阿德人好，这辈子跟定了他，与他长久地过下去。不料，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阿德生意走下坡路，开始入不敷出，每月不再给3000元家用，只是一次给100元或200元，而且非要阿妹没有钱吃饭才给个一两百元。去年春节以来，阿妹只给父母寄过1500元。慢慢地，阿妹对这个没落的男人有了怀疑和抵触情绪。

　　徐志摩会对他所追慕的女人说：许我一个未来吧！阿妹不会说此类充满诗情画意的话，随着身心长大，她知道阿德不会给她未来，她的未来即便是梦，也是破碎的，她知道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一点安排。说到底，维持“大爷”与“二奶”关系“正常”的纽带是金钱。自去年初开始，阿妹心生绝望，对阿德的抱怨开始升级，两人关系一日不如一日。当阿妹对没有钱的前景心生恐慌，便谋求对婚姻关系的正式确立，也还是找张长期饭票的意思。她一次又一次逼着阿德给她一个“名分”，阿德也拿不出解决的方案，因为香港老婆不同意离婚。阿妹第一次指责他没有责任心。阿德自以为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立即反问道：“你要怎么样才算责任心？”阿妹理直气壮：“你根本不会为我考虑！”“你要我怎么考虑？”阿德无力地进行反驳，仅问了一句，然后，沉默不语。阿妹自身也惶惑得很：“我怎么办？你就不会为我的将来考虑一下？”“你叫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钱？”“你有钱也只会拿去赌，不会为我考虑。”经过这些年的共同生活，她找准了这个男人的致命伤。“不相信算了！”阿德觉得很委屈。吵得最凶的那次，只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竟发展到大打出手。连阿妹都纳闷，原先这点小事是不会这么容易吵架的啊！现在似乎很难相处。阿德很失望：“你别乱搞，搞得我去香港再也不回来了！”“谁稀罕你理我！不回来就算了！”她操起一只玻璃杯就往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上砸去，杯子破了，屏幕出现一个小小的凹坑。阿德从梳妆台上拎起阿妹的化妆盒和化妆品，统统砸到地上，满地都流溢着护肤奶液的黏稠液体。阿妹哇地一声哭出来。阿德也带着哭腔诉苦：“你不要在我面前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我更可怜，我混到今年46岁了，竟然一穷二白，我还想大哭一场呢！”阿德说完，草草地拣了几件换洗衣物，站在门口回头望了望室内，带着几分伤感和留恋，出门过了界河。

　　阿德走的时候，阿妹身上只有100元钱。阿妹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听着阿德在楼梯间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的勇气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惧。她害怕在孤立无助中被痛苦湮没，哭声一串串地从她的喉咙中撕扯出来。过了一个星期，阿德没有音讯，房租的期限又到了。等讨厌的房东催租催了三次后，阿妹不得不拨通阿德的手机。“你想怎么样？要想跟我分手，就说声算了，想不分手就赶快来帮交租。”阿妹一听见阿德的声音，情绪又开始不稳定起来，声调忽高忽低。“好！”阿德只说了这么一句。“好”是什么意思？是要分手还是要交租？阿妹听了心中直打鼓。她吵归吵，真的要离开阿德，不仅要离开这个尚能温饱、不用劳累的环境，还要斩断那种对阿德类似亲情的依赖感。第二天，阿德就回到了深圳，不敢回到阿妹身边，只在家对面的美容美发中心落脚。美容中心的老板是他同乡，免费给他提供一张美容床。在香港，因为他“包二奶”早已闹得沸反盈天，家早已不是宁静的港湾，他也不愿意在香港居住。他找朋友给阿妹代交了房租，自己在美容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星期，躺得骨头也酸，气也消了，就怀念起阿妹的种种好处来，于是，决定回家。当晚7时，阿德敲开了“金屋藏娇”的门，喝完阿妹煲的龙骨海带汤后，将阿妹揽在怀里。两个人重修旧好，好不亲热。

　　阿德小心翼翼地探问阿妹，这么多天有什么打算？阿妹迟疑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再和你待一年，明年20岁了，然后回家开个店。”阿德许久没有说话，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分手是迟早的事，或者说分手是最好的结局。想到曾经爱过的人，将要天各一方，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便问：“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呢？”阿妹将包袱踢给阿德。“是不是需要钱？”这是“包下”少女青春的男人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阿妹满怀期望地看着他：“是啊，老公，你给我多少？”“你要多少？”阿德的声音好虚弱，像个患了重感冒的人。“你的意思是，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阿妹双眼放亮，充满了热望。“我给你1万元港币吧！我已经破产了，除了那辆货柜车。”阿德的神情变得过分严肃，“你会突然明白，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假如你愿意挨穷，就跟我一起过，不要大吵大闹，如果你想离开，我给你1万元去家乡开个美发店……”阿妹眼前一片雾霭沉沉，心里一阵阵发冷。阿妹的故事，是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才说完的。讲完自己的难处，阿妹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两眼茫茫，开不出任何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