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曹海东 张朋

　　本期封面上的几个人物，由近到远的前三位分别是：民间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负责人于晓刚；云南省政协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云南大众流域”客座研究员黄光成。这几个人物站在一起其实是很富寓意的。

　　“云南大众流域”是通过发出种种声音反对在怒江上建设大坝的中坚民间组织之一，于晓刚是其组织者；戴抗则是在今年2月份的云南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质询怒江工程的人，他的这次发言被评价为“（针对怒江工程）云南省地方政府内部的第一次出现的不同声音”。实际上，戴抗的态度直接受到了反对怒江工程的民间环保人士的强烈影响。

　　在反对怒江大坝工程的民间力量中，最核心的力量是北京的“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这两个民间环保组织，而前者的负责人汪永晨可以说是整个事件的始作甬者、灵魂人物。

　　因为汪永晨的“绿家园”、于晓刚的“云南大众流域”这些NGO（非政府组织）的呼吁和推动，中央领导人批示，暂时搁置了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

　　民间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其实，关于怒江流域是否应该开发水电、怒江上是否应该建大坝，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经济》也并不认为环保NGO们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反对工程上马的观点就一定“正确”。《经济》之所以关注此事件，并认定这一事件的意义，只是因为它是中国NGO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更重要的，它折射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跃升。

　　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全能政府”决策一切、包办一切、负责一切的社会。一个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则应该是一个NGO充分活跃、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府与NGO保持顺畅的沟通、交流与具有建设性的协调、互动。这是一个中国目前正致力追求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艰难行进中。

　　这个事件本身涉及的范域也许是局促的，但它喻示的未来图景却是十分宏大的。

　　在怒江问题上，纯粹的民间组织质疑并最终改变了政府的决策，这是一个飞跃，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怒江的民间保卫战

　　文/本刊见习记者 曹海东

　　2004年2月18日下午三点，从怒江丙中洛到贡山的路上，十几个人默默地走着，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十几分钟里没有一句话，山路上只有怒江水在一旁咆哮而过。

　　忽然一个人的手机响起来了，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被吸引了过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脸色开始慢慢转变：从忧色到欢喜。在挂掉电话的一刹那，她突然大叫：

　　“中央批示了，怒江不用修水电站了！”

　　随后，声音慢慢低落了下来：“怎么为了保护一个怒江这么难呢？”

　　她开始掩面大哭！

　　她——汪永晨，50岁，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的负责人。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寂静的大峡谷开始沸腾起来，来自北京和云南的十几名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第一次开始开怀大笑，一直压抑在大峡谷中的凝重忧虑在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兴奋的声音在峡谷中激荡——“我们胜利了！”

　　“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这句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使得争论了半年的怒江十三级水坝终于暂时搁置起来了。中国民间环保NGO(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第一次在与一个大坝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我想这在中国环保史上，中国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史上，都是第一次，都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一笔。”一位民间环保NGO人士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