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家坞

　　 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这拨人是最独特的——不管是不是一厢情愿。

　　 但所有为自己某种独特性进行命名的方式都是追根溯源式的，比如，“生于60年代”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沦为一块大家都在争食的肥肉、一个不断抢注的商标、一个不断夺取的话语制高点的概念。但这并不是真正让人郁闷的原因，重要的是，一个在三年大饥荒中出生缺奶缺米缺荤因而患有饥饿恐惧症的发育不良者，会和那些疯狂年代里降生的血液里全是打斗基因的小老弟们有太多共同语言吗？所以，很多已经越过40门槛的老男人，一听到那些现在反过来已经变得酸不拉叽浑身沾满小资产阶级臭气的家伙声称自己是“60年代生人”的时候，就气不打一处来！

　　幸好，李皖深谙吾辈之意，他在《我们这一代》中说的这番话很有正本清源的味道：“这里说的我们，不是崔健‘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一首歌曲’的我们，而是张楚所唱的‘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中的我们。”

　　一个“我们”被生生分成两个阵营实在有些让人觉得不爽，但最不爽的是“我们”一分为二后，“这一代”也就被架空得不复存在了。事实正是如此，当崔健的那个“我们”无论从精神气质还是价值观念上看都可以划入1950年代队列之中的时候，张楚的那个“我们”也不过是1970年代的山中猴王而已。鉴于“生于60年代”这一概念“所指”的虚妄，我们不得不用年龄来界定这个群体，真正值得一说的是40岁男人，没错，就是“男人40一枝花”的40，也即F40。

　　F40，这是一个新词，所以冠之以F的40，便与任何一个单一的40天壤有别。

　　40岁从来都是一个被忽略的年龄，因为30而立之后，不惑的40基本也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过渡：没有野心但有谋略，没有激情尚存理想，已然立起但未能大起，已然将老却未见老朽之势……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这个年龄的常态，而与此同时浮现的关于这个年龄的第一联想从来都是一副脑满肠肥、不思进取、保守自得的中产阶级德行。

　　但在F40身上，你很难看到上述种种如董桥所言心满意足又无可奈何的“下午茶”心态。这是一个与任何历史阶段上的40岁根本不同的40岁。与父辈们的40岁相比，F40已经成功将社会责任感与个人理想主义融为一体，他们以活力来燃烧即将退却的生命激情；以不断的自我否定来防范随时都会趁虚而入的因循保守；以热爱自由和精于享受的生活哲学来拒绝清教徒似的明哲保身、清心寡欲。与此同时，他们也丝毫不让二三十岁的F4们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审慎的理性遏制粗糙的偏狭，以温韧的低调内力冷藏狂放的激情，以卓著而厚重的品质感砥砺轻飘柔软的伪善情调，以明智的与时俱进夯实心浮气躁的追新逐异……

　　关于这群人整体特征的描述可能出现很多版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F40的出现，重新改写了中年的既定概念，并使一个国家的“青春期”中的含义有了更为宽阔的拓展和延伸。

　　几乎所有的人都注意到，F40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但哪个时代不特殊呢，其实正如汤因比所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有幸生活在怎样一个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时代，而是每一个人将会以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面对他不能选择的时代。”如你我所见，F40们身上所有那些看上去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都与他们成长于其中的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有关，但是，当许多不同世代的人都宣称自己同样生活在一个转型时代的时候，争论这种所谓“转型时代”的专有特权将会变得无聊透顶。看看F40们面对那个时代的特殊方式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进入这个世代精神秘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