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仪开放，是谣言还是误读？到底谁需要测谎？又有谁有权经营测谎这种以个人隐私为卖点的技术？

　　文/达达 图/新周刊图片库（除署名外）

　　 “这个问题不好说啦！”

　　 面对记者的提问，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 所主任陈瑞珍又一次用了这样的字眼。这句话她已重复多次。记者想要了解的是，她所管辖的这个司法鉴定所，是否真如外界传说的那样能向社会开放使用测谎仪？

　　近期这个问题已经让陈瑞珍的鉴定所成了传媒聚焦的中心。据众多媒体的报道，这是中国第一家可以面向社会提供测谎仪使用的机构。然而面对记者的疑问，陈瑞珍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她说这件事情现在很敏感，一些媒体的报道给这件事增加了一些麻烦，总之“这个问题不好说啦！”

　　测谎仪民用传言的真相

　　事实上，在半年多时间里，多家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中，陈主任的话前后出入很大，甚至自相矛盾。

　　2004年2月8日，广州《信息时报》报道，陈瑞珍担任主任的广州市脑科医院（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正在努力争取今年或者明年将测谎技术向普通市民开放。第二天南方网记者的报道则提及，陈主任明确表示，对于妻子想知道丈夫是否有外遇等问题，只要双方自愿，符合测试条件，签下知情同意书，就可以进行测试。

　　然而在6月19日的《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陈主任却说，虽然该所目前已获批可面向社会服务，但普通人申请测谎鉴定“忠心”程度暂不会被接受。

　　“暂不”一词似乎表示现在不能但以后能，而报道同样再次选择以所谓鉴定忠心为吸引点，让人感觉测谎仪向社会开放似乎又有戏。对于这个疑问，陈主任解释说：“可能是我表达不好，或者说记者理解错了！”

　　“这个司法鉴定所究竟能否向社会开放吗？”陈主任回答道：“能。”

　　“也就是说测谎仪能提供平常人使用？”记者问道。

　　“不，暂时不能。”

　　“那就是说测谎仪不能向社会开放？”

　　“不，也不是这样说的。”陈主任回答道，“这个问题不好说啦！”

　　事实上，在该医院印制的司法鉴定所的新闻通稿中，测谎仪是被包括在法医精神病鉴定组的，也就是说，测谎仪只有在法医鉴定范畴内才能使用。记者向陈主任求证记者的判断，陈主任的回答是：现在测谎仪没有独立审批的一个项，都是必须包含在某一大项中的。

　　“那么，包含在这个大项中，是否意味着只有在该领域才能使用测谎仪？”

　　陈主任停顿了很久：“是，可以这么说！”

　　记者追问道：“也就是说，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测谎仪技术根本不能向社会开放，只能作为精神病鉴定的一个辅助工具是吧，它是不是连进入司法程序，比如财务纠纷测谎使用也都是不可以的呢？”

　　“是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全国测谎仪技术是没有独立审批的，我们审批到的，是精神鉴定领域，司法程序中使用也没审批。”陈主任迟疑了一会，“但是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能使用在其他领域，”陈主任回答道。

　　正如陈瑞珍所说，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测谎仪审批通过的只有在鉴定精神病这一大项当中。那么为什么媒体会报道成“丈夫不忠，可以用测谎仪鉴定”，媒体又怎么得知这个不准确的消息来源，他们又何以有名有姓地指出“陈主任说这个司法鉴定所将可以把测谎仪运用在社会各个方面”？

　　陈主任的解释是，去年世界卫生日的时候，医院在作宣传，有媒体在参观时对测谎技术格外有兴趣。所以就报道了。记者向陈主任求证，报道中的话是不是出自她的说法，陈主任对此的回答是：“可能是没有沟通好，可能他们感觉有需求，人民对测谎仪也有需求吧！”陈主任说，曾经就有很多人来咨询过能否使用测谎仪。

　　对于这个事件的产生，广州某医院的一位专家认为，这件事情实际上凸显了测谎仪的尴尬。在中国，关于测谎仪的法律是个空白，国家没有法律规定测谎仪对社会开放行与不行。但是一些获得审批在特定领域使用的单位看来，测谎仪民用化的市场非常广阔，从而他们希望能把测谎仪市场化。

　　在法律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这些单位并不能评估测谎仪开放的风险。该专家认为：“广州市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是在媒体误读的情况下，半推半就，看有关管理单位的反应，如果上面没有指责，他们就真的开放，如果上面警告，他们就说这是误传，可以说他们是在投石问路。”那么为什么在接受采访时，陈主任还含糊不清呢？该专家说，可能她还在观望，希望有关部门能放宽政策。

　　然而该医院负责接待记者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很高兴，不大愿意再进行宣传。”

　　陈瑞珍这一次的“投石问路”显然并不成功，相关负责单位并不认可测谎仪向社会开放。测谎仪开放事实上已经被叫停了。

　　人民为什么需要测谎

　　然而，为什么测谎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和某些媒体的刻意解读，为什么医院要在谣言中保持低调甚至模糊的态度？

　　在采访中陈主任的那句“可能他们（媒体）感觉有需求，人民对测谎仪也有需求吧！”把推动这个谣言发展的内在动因解剖了出来。

　　正是因为有群众的需求才有愿意炒作的媒体和愿意投石问路的单位。据了解，目前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测谎费大约要200多元/次，如果用于市场，确实有比较可观的收入。而新闻媒体在炒作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赚够了眼球。

　　从去年的亲子鉴定到年初的私家侦探峰会，再到测谎仪，近年来，这种以窥探个人隐私为卖点的技术行业接连出现，这都直白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和窥探私密的需求。然而人民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呢？

　　南京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鸿雁教授的观点是：这个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折期，文化与经济的急剧变化使各个领域的规则被迅速地击破，社会陷入一种失范状态，在没有确立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标准下，人们会产生对彼此行为的不能判定以及不能信任，这是一个社会走向多元化的必然形态，是历史性也是社会性的。

　　在这样的思维状态下，个人很容易使用谎言保护自己，然后由此更加怀疑他人，现在有句话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假牙是真的”就凸显了这种心理状态。社会由此患上了“被害妄想症”，人人怀疑，怀疑人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亲子鉴定也好、私家侦探也好，以及这个测谎仪也好，有需求就有市场，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就有想牟利的人，他们就想出种种办法推行。然而需要三思的是，这种以窥探个人隐私为卖点的商机，如果没规范好，很容易放大成社会问题，加剧失范社会的失信。

　　类似于亲子鉴定，测谎仪该不该应社会需求开放使用也引来众多讨论。据网易文化频道做的调查，有将近70%的人反对测谎仪开放。然而与此同时，在2004年的情人节一种号称能通过声音测谎的小仪器却成为抢手货。

　　测谎专家、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陈兴乐曾运用测谎技术帮助侦破多起案件。他认为，测谎仪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本身是无害的，规范好是可以使用的，主要是看人们怎么运用。“不要妖魔化测谎仪，而要正确认识对待测谎仪。”陈副教授说。

　　陈兴乐副教授介绍说，在最讲究人权的美国，测谎仪最普遍，在以前，甚至每个公司都可以相对容易地使用测谎仪，老板常用此挑选员工，直到出台《劳工法》后才被禁止。现在美国仍有许多测谎机构，像一个个小小的服务部，夫妻双方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测谎，然而，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参考。当然，测谎仪大部分还是用于刑事侦查。而美国政府在挑选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重要部门工作人员的时候也常常会使用测谎仪。

　　陈副教授认为，测谎仪并非不可以用，而是要规范它的使用范围和方式，比如技术人员，要达到怎么样的入业门槛，接受怎么样的考核，在法律上应该规定测谎的相关条约，比如要双方自愿，并且承诺保护彼此隐私。对于社会上有人把测谎当作违法的事情，说它侵犯人权、侵犯隐私一事表示愤慨。他表示，中国没有哪一部法律说测谎违法，测谎本身不会违法，重要在于怎么使用，相对的，他觉得测谎是无辜者的护身符，是撒谎者的照妖镜。测谎仪使用得好，无疑有很积极的意义。

　　谁有权动“隐私经济”

　　事实上，目前被叫停的不止是测谎仪。

　　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近日宣布：暂停面向社会的亲子鉴定服务，只接受司法机构的委托进行鉴定。北京市法庭科学鉴定研究所也不接受为婚内出生子女做亲子鉴定的个人请求。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一届私家侦探峰会被民政部门叫停。

　　地方政府叫停亲子鉴定的原因在于，这会加剧社会的信任危机。广州中山大学法医系伍新尧教授介绍，从他们接受的亲子鉴定案例来看，也是丈夫怀疑妻子“红杏出墙”的占最大多数。其实从鉴定的结果看，绝大部分都是亲生骨肉。来自上海血液中心的鉴定结果是，非亲生孩子的不超过20%，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DNA遗传室鉴定结果中，非亲生比例大约是10%——这意味着至少有80%的孩子被亲爸爸疑神疑鬼。而公安部则是以危害个人隐私安全为由禁止私人侦探活动。

　　如果追究到底，法律空白可以说是造成混乱的根本，这些以个人隐私为卖点的“隐私经济”行业在之前没有相应规定，亲子鉴定招来有条件的医院赶忙开张，没条件也积极跟进，并不惜以耸人听闻的广告吸引客户；而私家侦探也是，在没有入业门槛的前提下，常有无业游民拉了旗子就干了起来。这一次紧急刹车，可以说是政府的仓促之举。

　　然而“隐私经济”是否碰不得？张教授认为，这些“隐私经济”并不是不能碰，而在于怎么碰。他介绍道，在国外私家侦探是纳入治安体系的，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使私家侦探成为警察的帮手，而亲子鉴定规范在进入司法程序中遗产问题的求证无疑是对这门技术正确的措施。对于测谎仪他认为重要也是在于如何规范的问题。“‘隐私经济’能不能碰，照我的看法，‘隐私经济’只有在国家授权和管理下，特别规定相关从业人员单位标准前提下才可以碰。”张教授说。

　　离开广州市脑科医院时，记者向陈瑞珍主任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应该开放测谎仪吗？”陈主任笑了笑，“这要问相关单位，我是没有权利说的，不过，其实很多单位条件都成熟了，而且，很多人有这种需求的！”

　　陈主任又重复了一句：“其实，很多人有这种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