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铁成

　　本报北京7月18日电

　　1．当代中国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

　　7月14日7时，湖南省湘潭市双扶煤矿运输系统进行提升时，因电缆折断，造成电缆短路起火，导致井筒木支架着火燃烧，使当时正在井下作业的95名矿工被困。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紧急组织救援，有92人被抬出矿井，其中18人被送往医院救治，6人已确认死亡。

　　因井下情况恶化，17日搜救工作被迫停止，尚困在井下的3名矿工生还希望渺茫。

　　专家称，如果下去搜救就必须越过火灾区域，但大火已使通往井下600米的井洞处充满了大量有毒气体，其中一氧化碳超标达两百倍。

　　目前，正在医院治疗的矿工中有6人因在井下被困超过10个小时，现在仍处于昏迷状态，情况较为危急。

　　近年来，矿难事故频仍，记者在网上搜索“矿难”一词，显示188000条相关网页。

　　今年春季，《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经进入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期。文章说，通过对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形势的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0美元～3000美元（1美元约合8．25元人民币）这个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这篇文章说：“事实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

　　另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

　　“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和洪大用教授如是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2．中国对社会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但应对风险的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

　　“一个小村庄被山洪冲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城市与村庄不一样……以前停电，点上蜡烛就行了，可现在停电就意味着停水、停地铁、停电梯等等。人们已很难想像一个没有电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李路路教授说。

　　他认为，城市的社会公共安全包括卫生、交通、通讯、环境、日常生活、商品供应、社会抗争活动、破坏社会秩序等多方面，这些都可能会威胁到城市公共安全，进而加大城市社会风险。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吕斌说，中国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这是城市化带来的。

　　从1990年到200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8．96％提高到39．10％。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经进入“加速阶段”。

　　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

　　洪大用教授把中国目前的城市扩张比喻成“摊大饼”。他说，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正在成为落后乡村包围着的“孤岛”，而且，这个“孤岛”内部缺乏有机的整合。这种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失衡”对城市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胁。

　　他分析说，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社会的风险具有人为风险特征，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现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城市作为人工环境，本身有很强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发展，但是，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对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准备不足。

　　2003年11月3日、2004年4月13日，湖南省衡阳市发生衡州大厦特大火灾坍塌事故、衡州大市场失火。半年之内的两场大火烧出了城市消防安全建设中的“欠账”：市规划局对建筑消防通道安全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清查，共查出301处隐患，需要开通消防通道而拆除的建筑7．1万多平方米，围墙3029米。

　　某直辖市消防总队统计，该市至少要配套108个消防站，但实际的消防站建设率只有5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城市人口大规模集中，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是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但城市在行政管理上也存在问题。有了设施还不行，还必须有政府进行协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能认为，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是凸显我国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

　　刘能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

　　专家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