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官员当“廉政标兵”的警示

　　腐败官员东窗事发而身陷囹圄，这样的新闻如今算得上稀松平常。但在腐败的“臭皮囊”之外，居然披着一件省一级“廉政标兵”的光鲜外衣，就显得不那么平常了。《南方周未》最近的重头报道揭开了湖北省监利县连续两任县委书记折戟沉沙的真相，其中在1997年至2002年10月任县委书记的杨道洲因收受贿赂、滥用职权、收受礼金、搞不正当两性关系等被查处，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最为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的那些腐败问题，而是他在任职期间于2000年3月不无讽刺意义地被评上了全省“廉政标兵”。这位“廉政标兵”在全省反腐倡廉大会上大言不惭地作了一万多字的报告，他说：“一想到监利的十万灾民，一想到监利落后的经济，一想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的神经就一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贪图母亲钱财的理由！”满怀深情的豪言壮语不由不让人报以热烈掌声，但在数年后回过头来审视，又不由不对这种姑且称为“带病评廉”的现象加以反省和警惕。

　　杨道洲能够评为全省的“廉政标兵”，应当经过了认真的考察和严格的审查，但为何一个与“廉政”背道而驶的腐败官员不单没有被揪出腐败问题，反而跻身于“廉政标兵”的光荣榜，成为令人学习和敬仰的先进典型呢？

　　杨道洲高明的一面就是以他的廉政伪装术来沽名钓誉。1997年春节一过，当时还是监利县代县长的杨道洲把春节期间收受的6万多元礼金全部上交，而且毫不客气地附上送礼人的名单，在公众中树立了廉政的鲜明形象。1998年监利遭遇特大洪水的侵害，杨道洲面对十万灾民泪流满面；面对抗洪英雄胡继成的母亲痛哭流涕；面对依依惜别的抗洪官兵热泪盈眶；面对贫困大学生慷慨解囊；面对一些贪图私利的干部大发雷霆。一位曾经参与过考核他的老干部介绍说，他留给组织部门的印象是“有魄力，有胆识，才思敏捷，作风过硬，敢于拿大措施、做大动作，是个难得的将才”。这样作风过硬的“将才”和“人民的儿子”评上“廉政标兵”，之后又被提升为荆州市副市长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去掉了伪装后的杨道洲是怎样实施“廉政”的呢？我们对李昌平的名字应该不会陌生，这位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其时正在杨道洲执政下的监利县棋盘乡任职。2000年，李昌平上书总理，以一个基层干部的实际体会，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由此导致被盯梢和孤立，在当地无法立足，最终“自愿辞职”南下打工。李昌平说真话的背面是为了显示政绩的“谎言工程”，监利县虚报减轻农民负担高达1.5亿元；虚报完成财政任务并不惜民间借贷来填补亏空，仅1998年县债务增加约2个亿。同时，一些面子工程也在挥霍钱财，与1998年抗洪抢险紧锣密鼓一起，监利县却在装修办公楼，还专门拿出300万修监利宾馆的主楼。当年的杨道洲还与被讥为“八大金刚”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包工头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一位“金刚”包工头刘耀发，将监利几乎所有的大型施工项目尽数收入囊中。杨道洲的夫人为了替刘耀发揽下县公安局整体搬迁的工程，将县公安局长叫到宾馆谈话，许诺事成之后让他当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

　　腐败官员当“廉政标兵”的荒唐，让人有理由对杨道洲评上“廉政标兵”的“认真”考察和“严格”审查打上问号。这种“带病评廉”仅止于表层现象，缺乏深刻了解，被廉政的表演所迷惑，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忽视源自于基层的民意和实情，不单反映出官僚习气的兴盛，也反映出民意的阻塞和缺失，以及评廉机制的粗疏和漏洞。

　　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今天，确实需要树立起更多的廉政典型来大力倡导和弘扬清正廉洁之气，廉政顺应民心，典型必不可缺。虽说人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难保一个官员当上廉政典型之后不会心生骄意放纵自己，蜕变为腐败的典型，但其评为典型之前的政绩和廉政情况务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我们必须对廉政假象保持高度警觉和辨别力，不可为了一时的廉政造势而丧失对官员廉政情况的深入调查和真实评价，这不单使得腐败官员有了廉政名声、捞取政治资本的可趁之机，而且可能使人们对那些真正的廉政典型产生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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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监利县两任落马书记的滑铁卢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