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
“如今，与极左时期以及‘心有余悸’的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以及人们的心态和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变化，说真话不该有什么顾虑了，而面对各种不良社会风气为什么不少人仍是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呢？？谷长春先生回答说：“其原因很多，但我想，追根探源还是与长期封建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有关。”（《说“正易直难”》2002年第10期《杂文选刊》）也就是说并不是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而是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在妨碍着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难道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错，老祖宗是把“指鹿为马的故事，一直变着法儿地上演了上千年”可是，“如今”我们还在“上演”着类似的“故事”是怪不着老祖宗的。因为现实的力量永远大于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影响”。曾几何时，山西岚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为敢讲真话，舌头居然被人家用刀子割去半截；无独有偶，也是在山西，记者高勤荣因敢讲真话而身陷囹圄，遭受12年牢狱之灾。上述事实的发生，“与长期封建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何干？谷先生说“如今”，“人们再没有‘政治压力’了，说真话会连累身家性命的危险不存在了。”是有悖于事实的。其实，正是现实这种“政治压力”和“说真话会连累身家性命的危险”依然存在，才是造成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就应从我辈所处的时代和现行体制、制度层面去“追根探源”，何必怪祖宗呢？诚然，赵高“给后人”编了“个指鹿为马的故事”；但唐太宗”不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则“兼听则明，偏听则 暗”的 “佳话”吗？作为“后人”的我们，为什么偏偏“因袭”前者而不效法后者呢？由此可见，把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的责任推给老祖宗，其实是大谬不然的。人的一举一动，无论是最初的动机，还是最终的动力，都是源于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并非是什么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影响”。如果不敢直面现实问题，任你慷慨陈词，挞伐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影响”，最终只能流于一种空谈，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当然，向老祖宗追究责任是一种既聪明又不得罪人的选择，所以，最慷慨的口诛笔伐，也是最温柔的绥靖行为。不仅不能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反而给有些人带来更振振有词的辩饰。也就是说，那些该对现实问题负责的人，可以以此推卸责人，并心安理得地将这种本可以改变的现实继续保持下去。而对一般人来说，又会感到极大的失望，认为“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现象既然是与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有关”，那么，即使是圣人再世，也无可奈何，从而丧失了对纠正“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现象的信心和力量，又何谈“自觉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参与社会管理的公民意识，维护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形成正直光荣、愿说真话、敢说真话的社会风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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