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杂志：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我们究竟在进行着怎样的改革？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是否合乎经济学的逻辑，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而公众关心的则是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否合乎公开公平公正，是否有悖于人们普遍的正义感。具体来讲，就是看这种政策是否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是否在法治化的框架之内

　　■ 文/本刊记者 张衍阁

　　由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引发的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已经随着国资委的回应而渐渐归于平静。

　　国有企业产权应该如何改革？相信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从有网友要求郎咸平给出一个解决方案的那一刻起，这一问题就被摆上了台面。而正是人们——无论官方、学界还是民间——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也才使这场辩论不至流于一场口水仗。在对改革本身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连郎咸平也曾公开表示应该停止的是贱卖国资的改革方式而不是停止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改革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事实证明，无论是新左派一方要求“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还是新自由主义一方要求“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结果都是难以服众。

　　《法人》一直以促进中国的产权改革法治化为己任，也一直相信法治化是重塑改革正当性的不二选择。在这场大讨论中，《法人》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并为此专门组织了在京的数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召开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法治化之辩》为题的研讨会（详见《法人》2004年第10期），试图为上述问题求解。

　　此刻，在这场辩论走向尾声的时候，我们相信，对整个辩论过程中的各方观点加以综合梳理考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在26年间究竟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对志在寻求如何使国企改革走向法治化轨道的人士，相信也会在这场辩论中深化自己的认识。

　　“法治社会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通过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无数斗争与妥协，各市场社会才建构了形态各异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和相应体系基础上的法的治理。”著名学者汪丁丁的话或许有助于我们评价刚刚发生的这场辩论。

　　激辩国资流失

　　2004年8月1日，郎咸平在《东方早报》上发表题为《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的文章，开始抨击海尔集团秘密MBO，侵吞国资；而后，8月9日，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的演讲中，郎咸平又将矛头指向格林柯尔和顾雏军；同时，他又对TCL集团的财务数据提出了诸多质疑。

　　随后的几天，借助网络的力量，“郎旋风”席卷神州。网上开始出现一边倒的支持声音。

　　海尔和TCL对此的反映颇为低调。这多少有点让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的或者个别成心看热闹的的网友失望。但顾雏军的反应却再一次让网友们伸长了脖子——顾氏在香港将郎咸平告上了法庭。

　　顾氏此举无疑加大了这件事的轰动性。但是随后人们发现，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鲜有人对此发表看法。郎咸平也感叹他“孤军奋战”捍卫国有资产却得不到同行的响应。于是就有媒体开始大发“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感慨来煽风点火。

　　“不‘失语’能干什么呢？撇开官司问题，我的确看不到郎咸平的指控里真有什么复杂的学理、概念和推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经济观察报》一篇“经被采访人审阅修订，由被采访人负全部文责”的文章中这样解释经济学家的失语。

　　但随后的事态发展很快就超越了案例的范畴。郎咸平在回应顾雏军时表示他并非和顾个人过不去，他针对的是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事态。同时他又开始发表言论公开否定MBO，抨击“保姆变主人”的产权改革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8月23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以学界少见的发表公开声明的方式支持郎咸平。随后韩德强、杨帆等人也对MBO和国资流失展开了抨击。

　　杨帆认为：“MBO应该暂停，因为争论和风险太大。MBO式地分配国有资产，会演变成按照权力的系统性瓜分，而且不止于国有资产，会扩大到私有财产。”

　　经过几天的“失语”，赵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等“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正面回应郎咸平的有关国资流失的言论。

　　“中国的国有资产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赵晓指出，“总量上，国有资产借许多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是如此，电讯和石油的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也是如此。”

　　“国有资产流失导致社会不公平，市场转轨慢也导致社会不公平，后者的不公平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相比前者更大。因此，权衡改革的机会成本，权衡两者的综合福利至关重要。”赵晓进一步反驳说。

　　更系统的反驳来自于张维迎。在8月2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并且认为“现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当中第一危险的，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私人资产被侵吞的问题。或者说，在国有资产流失和私人资产被侵吞的两种并存的状况中，我个人认为后者更严重。”

　　同时，张维迎还呼吁“一定要强调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哪个地方改制早，哪个地方的经济就越活跃，哪个地方改制晚，就越需要国家更多的拨款和贷款支持”。

　　对于学者的社会责任和独立性，张维迎认为“学者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

　　产权改革反思

　　真正的学术大讨论发端于8月28日。

　　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北京当天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挺郎一方的左大培、韩德强、杨帆等人悉数前来，而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没有到场，只有张文魁一人应战。同一天，“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在深圳召开，张维迎在会上再一次不点名地反驳了郎咸平。

　　在当天北京的研讨会上，郎咸平将矛头指向了“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他认为国企改革是经济学家们“拍脑瓜”的结果，“应该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他把国企改革中的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取代之”。

　　“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谁是所有者？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我们国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郎咸平指出，“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模一样，都是合法掩护非法，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侵吞国有资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

　　至此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周其仁、汪康懋、赵晓、张文魁等开始纷纷投身于这场辩论。而同时，也有程恩富、左大培等10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在上海媒体发表集体声明，“对郎咸平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

　　“我觉得我与他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张文魁的此番言论大体可视为整个辩论的注脚。这种根本分歧事实上也就决定了单凭辩论双方很难走出“尺蠖”的轨迹。

　　这种言论也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产权改革的“风向”的坚守。“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因为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张文魁指出，“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连续的和严肃的，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的”。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缺乏信托责任，周其仁认为这不是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最后委托人”。“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周其仁指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终委托人。郎咸平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很对，问题是怎样形成这种局面的？我认为根本没有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周其仁指出。

　　“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张维迎说。

　　民营化改革不容否定

　　考察郎咸平在整个辩论过程中的言论不难看出他的观点的发展轨迹：由最初的指责个别公司的领导人搞MBO侵吞国有资产，进而发展到否定MBO，抨击在民进国退的产权改革中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然后又呼吁停止以民营化为主导的产权改革，同时认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活力，并且呼唤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

　　在众多论者看来，这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这也就不难理解郎咸平呼吁停止产权改革的言论一出，引来学界众多指责之声，一些原本保持沉默的学者也开始愤愤不平。虽然郎咸平也曾表示自己并不是旨在否定国企改革，而是否定目前国企改革的方式。

　　郎咸平的观点难免失之于“因噎废食”，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表现出的精英心态同样值得警惕。

　　在“主流经济学家”们对郎氏的反驳中，虽然也提到改革当中可能产生的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但大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为效率付出的合理代价，不是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在竭尽全力捍卫当前产权改革以及改革的方式的正当性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却忽略了或者来不及反思改革的正当性正在丧失的事实、原因以及寻找一种可以避免这种代价的方式。这实际上就成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硬伤。

　　远在美国的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也对这场辩论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在陈志武教授看来，在当前的“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存在国资流失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关键的问题是“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

　　陈志武认为，只有“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看管自己的财产，才能使腐败丧失物质基础。如果因为“国退民进”中会产生腐败这一点而保留国有企业，只会继续为腐败提供最大且长久的财产基础，所以国家不退的道德风险会更大。

　　“我一直认为像捷克那样人均分同样一份国资是最公平的民营化程序，而且这也跟国有企业产权的最初定义最一致。”陈志武教授指出。

　　陈志武教授在系统地驳斥了郎咸平有关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活力的言论后又指出：“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谁都会支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但是，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道，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也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国企改革和产权的改革的合法性问题。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这种改革是不是体现了全民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这种改革是不是在一定的法制轨道和法治框架下来运行的。

　　对于前者，二十多年来改革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这种改革体现了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这正是国企改革的实质性合法基础；对于后者，李曙光认为在目前中国的转型期，一些稳定性和权威性都很强的政策成为事实上的法律，这些“政策法”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法律框架。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在这一框架下面实现的，因此，国企改革也就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

　　“中国的国企产权改革是在中国众多国有企业出现了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财富浪费和真正的资产流失现象之后，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而且是惟一的选择。”李曙光指出。

　　在民营化改革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解决后，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我们正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而不是别的其他问题——才应该是讨论的核心。

　　重塑改革的正当性

　　我们究竟在进行着怎样的改革？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可能是经济改革本身是否合乎经济学的逻辑，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而公众关心的则是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否合乎公开公平公正，是否有悖于人们普遍的正义感。具体来讲，就是看这种政策是否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是否在法治化的框架之内。

　　学者钟伟近日撰文指出：回应郎咸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回应那些底层民众。令人失望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精英们对民众的情绪的理解、抚慰和理性引导，没有看到他们做出向社会民众传递理性和真相的努力。

　　“郎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绪引爆了。”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在回应郎咸平时分析说。

　　从网民的激烈反应中我们不难相信，即便不是郎咸平的“贸然引爆”，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事实也已经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中国普通公民。无论设计者有着怎样的初衷，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改革故事都在试探着公众所能承受的极限。

　　“近些年来的某些具体性改革，显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利益再分配性质，”《法人》曾经评论指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导致某些人的财富积累是以财富的转移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所有人。相反，一些社会群体为经济繁荣付出了代价，比如下岗工人、被征地的农民、被拆迁的市民”。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效率和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的经济改革政策的不足之处，包括产权改革方面的失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改革”本身的正当性的看法。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已经把贫富差距、强弱对立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实际上也是郎咸平能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原因。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在这次辩论当中，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现象的学者秦晖的名字被屡屡提及。

　　作为公正改革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对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改革的精妙阐释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方式脱离人民公社，而是要把公社变成干部的私人庄园、把农民赶走或者变成庄园苦力，农民还能支持改革吗？”秦晖质问道。

　　秦晖相信，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我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所谓‘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在此之前以权力指定‘优者’并使其拥有特殊‘配置’是不合理的。”秦晖指出。

　　从法理上讲，在李曙光看来，产权改革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缺乏法制——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一块搞了很多的法制——而在于没有遵守这些规定，没有这个法律执行主体，即谁来执行这个法律？

　　“这么多年的改革没有人把法制当回事，没有人把规定当回事。一方面是缺乏执行主体，另一方面是规定中的主体也没有把这个法制当回事，”李曙光指出，“中国为什么出现目前这样的大讨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套制恶的机制，这个机制一个是立法和宪法，一个是执行不认真，还有一个执行主体本身的问题”。

　　我们可喜地看到，近两年来，权利、宪政话语正在替代经济、效率话语。然而， “后者的过度膨胀，已经使‘改革’一词丧失了魅力，为前者的展开制造了某些重大障碍。” 评论家秋风撰文指出。

　　9月29日，此前一直保持低调的国资委在《人民日报》以《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制》为题发表长文，算是对一个多月来的争论作了回应。文章认为在现有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国有中小企业可以探索试行管理层收购或控股，但要切实做到规范推进，公开公正，有效维护出资人、债权人和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国资委还表示要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