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郑州12月14日电（记者顾立林）2004年，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在逐渐加大的同时也面临复杂的环境。总有那么一些人，害怕群众知情，不愿让“丑事”昭之天下，便以粗暴方式，抗拒和干涉新闻记者的采访权。
翻开2004年的记录，一幕幕记者采访时被粗暴干涉的画面让人触目惊心：
1月14日，正在浙江临海市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遭20多人殴打，身上多处受伤；7月1日，另一位新华社记者在采访现代汽车长沙经销商时被打伤住院。
4月29日，《三秦都市报》《华商报》两记者在西安市采访不法销售商时，被打成颅脑轻度损伤。
6月17日，《荆州日报》和荆州电视台记者跟随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到一企业采访调查时被打，数码相机被损坏。
7月30日，《兰州日报》、甘肃电视台两记者在兰州汽车东站采访时，遭车站负责人率众殴打，受伤住院。
9月4日，《成都晚报》记者在采访一家被消费者投诉的通讯公司时，遭集体殴打，造成脑震荡。
9月15日，《洛阳日报》记者采访嵩县一家不符合食品卫生条件的月饼馅厂时，被打伤住院。
10月10日，江西电视台记者在一房产地商被投诉的采访中，摄像机被砸坏，三位记者被打伤。
11月15日，《兰州晨报》记者采访民工讨薪事件时遭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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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记者被打，还可以拉出长长的一串。分析发现，今年记者被打，沿袭了去年的特点：主谋打人者不限官方民间，直接行凶者不分青红皂白，被殴打记者不管是男是女，被打媒体不分高低上下，处理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人民群众欢迎舆论监督；另一方面记者采访权和人身权利屡受暴力侵害，舆论监督步履维艰。中央党校研究室青年学者赵杰博士说，舆论监督维护的是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当记者自身权益得不到保护，舆论监督得不到有效开展时，最终损害的将是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金志毅认为，一定意义上，个别人的“仇记”现象也正是舆论监督功能发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舆论监督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必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敌视甚至打击报复。问题的关键是，当阻挠记者采访、殴打记者到了司空见惯而又得不到有效阻止和严厉制裁的时候，就该反思制度缺陷和法律失位了。记者被打一旦成了“家常便饭”，法律的及时补位就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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