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部安全转轨强化内基础 扩展我外交影响力

　　本报记者　张东生　特约记者　马楠

　　内部发展是外部和平崛起的基础，中国内部的安全转轨会在大力强化崛起的内部基础的同时，扩展中国崛起的外部影响力。

　　“和平崛起”广为人接受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和平崛起”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近年来尤其是2004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突出点就是大国外交引导下的和平崛起。如果说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之初，很多人对此抱有深刻的怀疑的话，那么到今年，这个概念已广为人们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中国领导层要领导国家和平崛起的强烈愿望。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不久前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采访时就把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是21世纪其中一件最大的国际事件。

　　和平崛起意味着什么？分析地看，“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包含着“崛起”与“和平”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什么是崛起？其次，崛起的过程和结果是否是和平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一个崛起中和崛起之后的中国会不会对世界现存秩序产生负面的影响。

　　《21世纪》：那么，你如何理解“崛起”？

　　郑永年：“崛起”是比较而言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和中国自身比较，即和过去的中国做历史比较。二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即把中国置于整个国际社会中，看现代中国的国际地位。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可以说是内部崛起，是由内部经济技术各方面快速发展所造成的国家复兴。就第二方面而言，外部崛起指的就是内部复兴的外部影响力。或者说，外部影响力只是中国内部复兴的一种外在延伸。

　　《21世纪》：“和平”呢？郑永年：崛起是内部因素所致，但内部崛起的结果即其外部影响不见得必然是和平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已经证明崛起的过程和结果可能对现存国际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导致了两国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最后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就是1990年代初以降西方世界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背景。一些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或者观察家经常倾向于把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历史逻辑简单地套在中国身上。

　　但很显然，内部崛起的外在影响是可控的。内部崛起对外部既有可能产生负面的破坏性影响，也有可能产生正面的建设作用。决定一个国家的崛起的外在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现存国际力量格局，二是国家领导层的选择。中国领导层深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也就是说和平是中国领导层根据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力量格局所作的理性选择。在这个构架内，大国外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突破“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

　　《21世纪》：1990年代，“中国威胁论”曾经喧嚣一时，其背后的动机何在？

　　郑永年：中国的崛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国际环境并不十分利于中国的崛起。19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东欧集团崩溃，冷战结束，美国成了当之无愧的世界霸权。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立即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严格地说，中国的崛起（China＇srise）这个概念最先是由西方世界提出来的。在1990年代，中国的崛起一直是西方媒体甚至是学术界的一个主题，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论文、报刊言论一时间满天飞。

　　尽管有一些公正的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正面的看法，但很多人在讨论中国崛起的时候都有一个潜议程，即中国威胁论。这些人断定，随着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国必然像从前的德国或者日本那样，把经济和技术实力转化成为军事实力，从而对国际秩序特别是亚太地区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威胁论”还有一个分支，就是“中国崩溃论”。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终究不能容纳和消化社会经济发展，从而就会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那样而解体。

　　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威胁？这是1990年代初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主题。克林顿政府早期用民主、自由、人权打压中国到最后形成了所谓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企图用现存世界体系来牵制中国。但“接触”政策至少认识到中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和两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合作的可能性。不过，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开始把中国视为是美国潜在的“敌人”，对中国制定强硬的所谓的“围堵”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宣称要不惜一切来协防台湾。

　　《21世纪》：中国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

　　郑永年：应付越来越盛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的第一理性选择就是加入现存国际秩序。中国的开放政策的核心不仅是要结束改革前的封闭状态，更重要的是要和现存国际社会接轨。加入现存国际秩序可以解读成为与国际接轨的深化。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加大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力度，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加入了这个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组织。实际上，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已经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的加入不仅表明中国接受现存世界秩序，而且开始在这个秩序内发挥自己积极的作用。中国的这一选择，不仅大大减轻了人们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还有效地回应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围堵”的企图。只要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一员，随着本身实力的增加，必然能在体系内发挥有效作用，个别国家就很难围堵中国的崛起。

　　美国霸权出了问题

　　《21世纪》：如果说1990年代是“中国威胁论”喧嚣的年代，那么，今天是否已经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何理解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

　　郑永年：“9·11”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权力格局。前苏联解体以后，很少有人会怀疑美国霸权独霸世界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时，美国的“话语”成了世界“话语”。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基于民主、自由、人权话语之上的软力量和基于经济、军事和技术之上的硬力量，美国随心所欲，其影响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今天，很少有人对美国霸权能够如此持续下去还保持十足的信心。

　　实际上，在“9·11”事件之前，就有迹象表明美国霸权出了问题。当其成为唯一的霸权之后，没有了任何外在的制约因素，就开始腐败。今天人们批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但单边主义的苗头在克林顿时期已经开始显现。在很多问题上，克林顿政府开始抛开联合国而自主行动。例如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只不过是当时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是通过其北约联盟进行的。“9·11”事件把单边主义推向了极端。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本土遭到袭击，更重要的是因为“9·11”事件之后，美国军方开始主导美国的外交。

　　美国的单边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美国发现，其国家利益不能在旧的国际秩序内部最大化，于是就要抛开这个旧秩序，来建立一个能符合美国唯一霸权这个现状的新国际秩序，同时保证其霸权地位的生存和发展。

　　不过，很多迹象已经显示，美国通过单边主义的途径来重建世界秩序并非像美国军方所想象的那样容易。美国凭借其军事和技术实力征服了伊拉克，但迄今没有人会真诚相信美国能够在短期内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单边主义主导的“先发制人”战略对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被美国视为是“邪恶”、“失败”或者“流氓”的国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单边主义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的威胁更大，它破坏了业已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行为规范，因此损害了其他主要大国的利益。美国原来的欧洲盟国如德国和法国公开出来反对和抵制单边主义。这实际上已经造成了西方世界的分裂。

　　但更为重要的是单边主义造成了美国国内的分化。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政府忙于在海外单边主义，美国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美元的每况愈下、天文数字的政府赤字、问题成堆的社会保障等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自己也意识到，美国社会很少像今天那样分化过。

　　布什再次当选，美国面临两个选择：要不继续走单边主义路线，重建国际秩序，如果成功了，美国霸权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要不重新回到现存国际秩序，在体制内部改变体制。但这两个选择都不容易。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已经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很难说这种努力可持续下去。而重新回到体制，再受多边主义的牵制，这对美国的国际声望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中国的和平选择

　　《21世纪》：美国霸权的这种困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美国霸权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已经进一步崛起，并且在国际秩序之内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说，从前很多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对现存世界秩序负责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中国所取得的国际地位和美国单边主义是相关的。人们看到，破坏现存国际秩序的并不是中国，而正是美国本身。在美国霸权出了问题之后，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了其他大国，而中国正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目标。

　　《21世纪》：到今天，“和平崛起”是否已经具有了实质意义？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郑永年：中国领导层近年正式提出和平崛起新概念，并且在大国领袖外交的引导下，逐步地使得这个新生概念实质化。今天，和平崛起已经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主要包括国际和地区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

　　和国际接轨、加入国际组织本身就是走向多边主义的一个过程。但到了今天用加入国际体系来描述中国的多边主义已经大大不够了。近年来，中国已经超越了参与现存国际和地区组织的阶段，而是在积极推动新的多边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六方会谈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经济外交更是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的崛起并非军事崛起，而是经济崛起。如果说早期中国只是一个吸收外资的国家，那么今天中国开始成为了资本剩余的国家。中国的资本开始走出国门，企业开始投资在世界各地。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古典经济学称谓的“商贸兴国”的例子。庞大的市场和日益壮大的消费群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很显然，随着大国外交，中国的这种经济影响力已经不限于周边国家，而是走向了欧盟、非洲和拉丁美洲。

　　此外，中国的睦邻政策也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就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中国早就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和东盟也已就南中国海问题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并且加入了《东盟友好条约》。在今年的中国东盟会议上，双方在建立解决纠纷的机制上又迈进了很大一步。

　　更进一步，中国在原来“睦邻”政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安邻”和“富邻”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决意让周边国家分享本身经济成长的结果。近年来，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从和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很大的顺差。

　　挑战仍然严峻

　　《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郑永年：中国今后在和平崛起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依然还有很多的困难有待于克服。

　　内部发展是外部和平崛起的基础，中国内部的安全转轨会在大力强化崛起的内部基础的同时，扩展中国崛起的外部影响力。这表明，中国还需要花大力气来解决目前国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此外，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还要看其他大国是否接受中国的崛起。很显然一些大国对中国的崛起还是抱有很大的戒心。例如中国的近邻日本。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了日本经济复兴的主要来源，但日本从领导人到很多普通百姓还是没有接受中国崛起的心理。当“中国威胁论”在其他国家消失的时候，日本又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毫无新意的“中国威胁论”。随着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如何处理和日本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台独势力利用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试图把台湾从中国正式分离出去。尽管两岸的经济在快速整合，但经济力量似乎并不能阻止台独力量的猖獗。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是关键。美国一方面不想看到台海冲突而被卷入，因为中美之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战略上，共同的利益也在快速增加。但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想看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并且不时地通过各种手段（如卖先进武器给台湾、想派武官驻台湾等）给台独势力以支持性的信息。或许正因为如此，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最近很形象地把台湾问题描述成是未来中美关系中的最大的地雷。没有人怀疑，如果中国不能排除这个大地雷或者越过这个雷区，和平崛起就很可能受到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