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东京记者 林忠
最近，关于是否将有性犯罪前科的这样一些“特殊罪犯”的姓名、住址以及经历等个人资料，向周围居民公开的问题在日本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是保护有犯
罪前科人的个人权利，还是保护市民的权益和安全，法律界人士、学者和一般市民纷纷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各执一辞，莫衷一是。
事情是由去年年底发生在日本奈良的一宗拐骗并杀害幼女的案件直接引发的。当时，一名上小学二年级的8岁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拐骗上车，第二天人们在附近的公路旁发现了女孩的尸体。罪犯极其嚣张、变态，在拐骗并残害女孩之后，竟用女孩的手机向女孩的母亲发送短信称是自己所为并发送女孩受害时的照片。甚至在日本警方紧锣密鼓进行侦查的时候，再次用女孩的手机向女孩的母亲发短信，威胁说要拐骗女孩更年幼的妹妹。一时间，当地居民在感到震惊和愤怒的同时，也极为恐慌，担心罪犯的魔爪会随时伸向自己年幼的孩子，日本的媒体也是沸沸扬扬，要求警方尽快抓住凶手。
还好，罪犯发出的第二条短信露出了狐狸的尾巴，警方顺藤摸瓜，在2005年元旦的前两天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这让当地的居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经调查，该犯罪嫌疑人是一名送报员，就住在离被害女孩家不远的地方，而且，他曾因犯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几年前才刚刚假释出狱。
在这一案件告一段落后，日本警方准备出台一个新规定，要求警察掌握管辖区域范围内有性犯罪前科的人的住所等情况，加强管控。进而有更多的声音要求，为了有效防止犯罪，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应该制定新的措施和办法，改变现在对同类性犯罪打击、防范不力的情况。
有不少意见提出，应向居民提供住处附近性犯罪者的姓名、住址和犯罪经历等个人资料。对此，许多人表示反对，认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公开其个人资料会损害有犯罪前科的人的权利，而且也不能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
一位名叫住田裕子的女律师说，近年来，在日本各个地方发生了多起拐骗杀害幼女的事件。女儿上幼儿园时，她总是一边工作，一边十分担心女儿的安全，“要是能告诉我有性犯罪经历的人住在哪里，我就可以提醒孩子，让孩子离得远远的。”但是，她在对这种做法特别是孩子父母的心情表示充分理解的同时，明确反对公开性犯罪者的个人资料，“这会使有犯罪前科的人为周围居民所排斥，无法立足安身，导致其生存权利被剥夺。另外，这些有犯罪经历的人已经受到了刑事处罚，再受到社会的歧视，实际上就是受到了第二次处罚，而这是违反宪法的。”
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藤本哲也教授对其他国家关于性犯罪的对策有很深的研究。这位教授也不赞成公开犯罪者的个人资料，认为这会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弄不好反而会诱发再次犯罪。
一位公司职员认为，如果在各种犯罪的罪犯中，只把性犯罪者作为公开个人资料的对象，是不公平的，而且，在现在民众还没有对公开犯罪者个人资料的相关法律或规定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在社会上造成混乱，“与其让居民们知道了犯罪者的情况而感到不安，还不如不知道的好。”
赞成公开犯罪者个人资料的意见则认为，与犯罪者和图谋犯罪者的人权相比较，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遵纪守法的人们的安全。
另一位公司职员说，警察即使掌握了有犯罪前科的人的住所等情况，也不可能24小时地监视他，居民们了解了有关犯罪者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一位家庭主妇表示，这些犯罪的人是自作自受，虽说遭到周围人的白眼会很可怜，但还是赞成公开犯罪人的个人资料。
住田裕子律师认为，有必要从奈良拐骗杀害幼女事件中吸取教训，对日本现行的“保护观察”制度加以改进，即已经刑满出狱的人如果还有较大可能再次犯罪，就应与假释出狱的人同样作为“保护观察”的对象，由有关部门进行监管。
藤本哲也教授建议，性犯罪者的个人资料只能有条件地公开，仅限于让所在地区的学校校长以及当地防止犯罪的居民组织负责人知道，而且，如果资料泄露出去，要对责任人员进行处罚。这样，一来可以让学校的学生上下学时选择安全的路径，居民组织可以有重点地加强巡视和防范，二来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有犯罪前科的人的隐私。
藤本教授指出，在各种犯罪中，性犯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在欧美国家，为了防止性犯罪者再次犯罪，有的采用药物治疗方法，有的在监狱或其他专门机构设立矫正设施进行治疗和教育，但日本还没有类似的措施，所以，日本今后有必要在性犯罪者的矫正和治疗方面下功夫。不然，对有关的性犯罪行为就只能是消极、被动地防范，治标而不是治本。
(本报东京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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