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在他75年前3月不幸逝世时，期盼中国革命成功从而摆脱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对他们十分崇敬的一代伟人，表达了深深的哀悼。

　　孙中山心系宝岛

　　1894年，孙中山创建推翻清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翌年清朝政府甲午战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两年后，革命党人陈少白向孙中山谏言：到台湾去活动“以联络那里的中国人，发展势力”。经孙中山同意，陈赴台并在台北秘密发展数名会员，于1897年冬建立了兴中会台湾支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东积极筹划惠州起义。当年9月25日，他独自从日本到达台湾，在台北新起町设立指挥所，从日本运送军械、武装人员和经费到祖国大陆，并拟“观察华南局势”俟机潜返内地；同时，他已在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建议下，争取到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协助。孙中山抵台时，受到儿玉等日方官员的迎接。10月8日，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也取得了活捉清将杜凤梧、缴获洋枪七百多支、子弹五万多发的胜利，冲击了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

　　儿玉源太郎等人所以愿意协助孙中山，一方面是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日本政界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抱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期望；另一方面，是企图借用孙中山的声望，帮其稳定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正当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继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不准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人继续保持联系，致使孙中山在台扩展革命的计划落空，不得不于11月10日离开台湾，孙中山首次的台湾之行，历时44天。

　　1905年8月，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建立了同盟会。1910年7月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告成立，成员曾发展到76人，因受日本当局的排斥与限制，分会成立4年后，被迫宣告解散。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军阀袁世凯出卖革命，孙中山组织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从福州取道台湾东渡日本。途经台湾时，日当局畏惧孙中山与民众接触而掀起台胞的民族情绪，因此警卫森严。孙中山为此闷闷不乐，短暂停留后即离台。在台北住过的“梅屋敷”旅社，现改建为台北市国父史迹纪念馆，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孙中山赴台历史遗址。

　　1918年，孙中山发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护法运动(即所谓“三次革命”)失败后，再次由汕头经台北东渡日本。当时，他很想在台北同台胞会面，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唤起台胞的民族意识，鼓舞他们的爱国精神。但日本当局用种种办法阻止他同台胞见面，而不得不于次日离台赴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以共商国是，自广州乘船北上，途中经停台湾但未上岸。这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经台湾之行。

　　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刊载，孙中山在病中曾留言：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在台湾实行自治等。说他“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鞠躬尽瘁以及他对台湾同胞视为一体的关注，在爱国台胞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台胞尊崇和寄望的伟人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台湾民众自1912年至1915年，先后于南投、嘉义、台中、台南、苗栗和台北等地，发动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暴政的武装起义，遭到日本

　　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仅1913年同盟会成员罗福星在苗栗发动的抗日起义，被捕者即达1211人。罗福星在慷慨就义前留下了大义凛然的“自白书”，其中有四句藏头诗：“孙真国手著光唐，逸乐丰神入既章。仙客早贬灵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每句第一字合成“孙逸仙救”。孙逸仙是孙中山的号，罗福星在临刑前仍念念不忘孙中山，足见抗日志士对孙先生的崇敬和期盼。

　　1920年前后，在中国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影响下，台湾知识分子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新青年》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文中所谓的“中国革命”，指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1923年创刊于日本，后转移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发行的《台湾民报》(周刊)，是当时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喉舌。该报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发表题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详细报道孙中山北上北京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盛况。在其后的一期里，又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报道，文中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文章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说他“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穷愈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实为中国所绝无而仅有。”

　　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行动、理论学说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一些台胞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如世居台湾的雾峰人林资铿，在甲午战后变卖台湾家产，迁居厦门鼓浪屿并恢复了中国国籍。林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深为气愤，遂以家产资助孙中山并参加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曾任国民革命军闽南军司令，后任大元帅参军、孙中山侍从武官和大本营参议。1925年在闽南被军阀孙传芳部下杀害。又如台北人李友邦，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另如1926年底，曾有一些台湾青年从日据下的台湾来到祖国大陆，集聚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后改组为“台湾革命青年团”，号召台湾青年参加祖国的革命运动，以达成打倒统治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

　　　“哭望天涯吊伟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被日本占领达30年之久的台湾岛，引起台胞一片哀恸。《台湾民报》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说：“西望中原，我们禁不住泪泉满面

　　了。”该刊不惧日本统治当局之忌，公开表露出中国人悲从哀来的真情。

　　台北民众团体也立即筹措召开追悼会。当时，日本第10任驻台总督伊泽多喜男不敢公然禁止追悼会的召开，便设法刁难和限制，日本警察传讯民众团体主事人，将追悼会的三项内容取消，即禁止朗读悼词，禁唱悼歌，不准演说。

　　但胸怀祖国、不畏强暴的台湾同胞，于3月24日晚在台北文化讲座(现为台北市贵德街第9号、10号水门一带)，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民众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评议员施至善首先致词，文协理事王敏川叙述孙中山生平，继由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台湾民报》编辑张我军介绍孙中山临终情形。会上致词的民众团体有台湾有志社、台北无产青年会、台湾文运革新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

　　被日本警察禁止宣读的悼词，是由张我军用白话新诗形式写成，共50行485个字，强烈表达出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关心中国革命前途和崇敬孙中山的心声。诗中写道：

　　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中国的同胞哟!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哪!先生的肉体虽和我们长别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

　　被台胞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为追悼会写了挽联：“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

　　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至1929年6月南京中山陵建成举行“奉安大典”为止，台胞每年3月12日都要举行悼念活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时，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曾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表示台胞要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加倍努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在提出的口号中有：“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等。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心系宝岛台湾，而日本统治下的广大台胞对孙中山怀有深切的期盼和热爱，这反映出台海两岸中国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骨肉深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75周年的日子里，台海两岸同胞不应忘记这段重要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