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方都市报》的编辑给我发来该报刊载的深度新闻“活在煤毒中”，该文在网上以《贵州省西部燃煤含毒气　全省一半人口氟中毒》为题转载——贵州省西部的许多地区，因为燃煤含有毒气体，居民浸染砷毒、氟毒数十年，而防治不足导致村民生活陷入因贫致病、因病更贫的恶性循环，“到处都是弯腰驼背者，即使年轻人也不例外。只要有了点年纪，身体的残疾就会让这里的人丧失劳动能力，行走困难。并且如果摔了一跤，往往就爬不起来。”

　　每个字都透着一种辛酸与悲凉。事实上，仅这个标题，就足以击倒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自负与狂妄，将某些媒体吹嘘的盛世迷梦还原成笑料。这是今日中国的一种现实，是比动辄死去数百人的矿难更可怕、更让人倍感悲凉、也更需要彻底改变的麻木不仁，是日常生活中的人道灾难。我在心底油然升起悲哀。

　　近年来，时时发生的矿难激起举国民众的愤怒与讨伐。在我看来，生活在贵州西部的这些底层民众的命运甚至还不如那些高危作业的矿工。在中国的工厂或矿地，经常能见到这样一副对联：“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举例说那些从乡下谋生而来的矿工，客观地说，他们多少还有点“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意味。我谓之“高高兴兴”，是因为矿工们觉得自己在乡下着实生活无着，而在矿上可以多赚点工钱；至于说“平平安安”，是因为“下井虽然危险，毕竟可以心存侥幸”。

　　然而，就在国内许多有良知正义的参与型民众、媒体为农民工讨血汗钱时，荷花村的村民说：“我们这里的人到外面去打工，人家都不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村民们躬腰驼背或者下肢瘫痪、手臂只能弯不能伸出去等等，且“腿多呈X形或O形”——“XO”，这个可以怀抱美女香车的幸福字眼，竟然成为贫困民众一种原汁原味的苦难写照。对于这些村民来说，生活既不高高兴兴，也不平平安安。因为他们掘地求生的土地，少有回报；回到家里，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持续了几十年的毒气室。

　　早在1946年，英国一位传教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贵州的地方性氟中毒》的文章，报告了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4例氟骨症患者尸骨的病理资料和134名儿童氟斑牙的资料。让我震惊的是，几十年来，这个人道灾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继续。

　　据贵州省疾控中心称，该省需要改良的炉灶有三百万个。但是，每年疾控中心能得到的改灶经费只有二三十万元，而到目前为止，贵州省财政投入改灶的数量也就是五万个左右，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的话，全省需要六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病区的改灶任务。试问，二三十万元，够出几个公差？这些贫病者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呢？他是如何尽职于仗义执言、拔刀相助，如何代表这些走不出山村的贫病者心底的呼声与愿望？

　　七十年前，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们走哪条路》的文章，藉此指出改造中国社会首要做的事是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如今，当中国人不再眩晕于崇高的革命理想，改良思想渐渐成为主要潮流时，“振兴农村”再次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如果我们标榜一个国家的人道价值，在我们逐步走向开放社会的同时，必须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只是经济与政治上的结构转型，更重要的是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观念上的转型。惟其如此，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在所有同代人的悲剧里，有多少暗含着我们这个国家与我们自己的耻辱，并有可能彻底告别一个精神上同样拄着拐杖的世界。

　　熊培云：《南风窗》驻欧洲记者 沈睿：美国葛底斯堡学院助理教授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辑 连岳：知名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