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陈喆 北京报道

　　一起标的额仅为69.20元的民事诉讼，却牵动了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敏感的神经。因为在这背后，是工行方面数以亿计的利益。该案的意义在于，揭开了中国处于垄断性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过去在业务中的诸多不合理收费

　　2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了2004年7月北京市宣武区法院对原告喻山澜不利的一审判决。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定，工商银行北京宣武支行此前向原告喻山澜收取的100元“牡丹交通卡补办费”不当，并判决工行方面向喻返还补卡费69.20元及利息。

　　尽管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案子”，相对于工商银行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来说，法院判决的60多元标的额可能还不及工行的“九牛之一毛”，但北京工行显然对此案非常重视。就在败诉的当天下午，工行北京分行有关负责人发表了一份声明，一方面表示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却又否认卷入此案的牡丹交通卡补办费的不当性，而对是否会因法院判决改变目前牡丹交通卡补办收费标准的问题，这位负责人则避而不谈。

　　当天晚上，北京市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律师对《法人》分析说，工行北京分行之所以会对区区69.2元如此敏感，是因为该案背后牵涉工行数以亿计的利益。“对于北京市法院的终审判决，北京工行一方面碍于司法的尊严不敢枉加评论和指责，但又不甘于在交通卡的补办费上完全落败，因此有了那份自相矛盾的声明。”

　　祸起交通卡

　　2003年7月，身为某报记者的喻山澜发现自己的牡丹交通卡丢失，随后便到工商银行北京市宣武支行白纸坊储蓄所办理补卡手续。按照银行方面的规定，喻在交纳补卡费100元之后拿到了补办的交通卡。

　　牡丹交通卡是由工行北京市分行与北京市交管局于1999年联合推出的一种服务产品。该卡主要用于对北京市的机动车驾驶者进行智能化管理，包括违章记分和罚款，该卡同时还有牡丹灵通卡的金融功能、电子钱包功能、中石油加油功能等。牡丹交通卡是驾驶员违章记分管理办法的重要载体。

　　按照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驾驶员必须随身携带此卡才能驾驶，否则将受到处罚，牡丹交通卡需要一年一审，如发现过期，驾驶员将受到处罚，直至被吊销驾驶执照。工行北京分行则规定，因遗失等原因补领牡丹交通卡的，需交纳补卡费100元。

　　正因为牡丹交通卡被赋予了行政管理功能，喻山澜在丢了卡之后必须及时补办，否则就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当时一听说补卡要交100元，我愣了一下。”喻山澜回忆起当时的补办情形时说，在他的印象中，补办一张银行信用卡顶多只要交10元，对于牡丹交通卡如此高价的补办收费标准他很难理解。“但我没办法，因为当时正好是驾驶证年度审验月，如果不补办，到了下月交通管理部门可过期不候。”无奈之下，喻山澜被迫交钱办理了补卡手续并领到新卡。

　　回到家中的喻山澜越想越不明白，觉得100元补卡费交得太冤。为了解工行如此定价的原因，他拨打了白纸坊储蓄所的电话。工作人员称，牡丹交通卡的补办收费标准是经过物价部门批准的。但宣武区物价局却告诉咨询的喻山澜：“牡丹交通卡的补办收费标准物价部门没有批复过，对于此类收费标准的制定不一定需要经过物价部门。”

　　对此，工行北京市分行给予了证实，称该收费标准是经总行批准执行的。工行的理由是，因为卡上有进口芯片，成本高。另外，当初发放此卡，银行方面免收了费用。不过，银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告知成本的具体金额。

　　喻山澜认为，工行的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首先，我不相信这块芯片真的就那么值钱。普通信用卡上也有芯片，办一张最多也就10元工本费。一些有芯片的电话卡也是原价出售，从未收过什么‘工本费’；其次，当初免费发放交通卡的政策是银行与交管部门共同制定的，与机动车驾驶员没有关系。银行不能因为感觉当初免费发放‘亏’了，而在补办的时候‘找回来’。”

　　据此，喻山澜认定工行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收取了高额补卡费，属于不当得利。2004年4月，喻山澜将工行北京市分行和宣武支行告上宣武区法院，要求判令宣武支行返还不当得利100元及利息，并判令北京市分行立即停止执行自定的牡丹卡补办收费办法，并遵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报批收费办法。在喻山澜看来，“牡丹交通卡的作用使工行拥有了某种垄断的权力，所以才会出现补卡费高达百元的现象。”

　　不顺利的胜诉

　　标的额为100元的诉讼，或许真的只能称得上微乎其微。但恰恰就是这件在旁人看来很简单的诉讼，过程却并不顺利。

　　2004年7月底，宣武法院一审驳回了喻山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在补卡的时候，喻山澜在补卡通知单上签了字，这就表示其同意遵守牡丹交通卡金融服务的各项使用规定，构成了银行和喻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向原告收取100元补卡费的行为即依据此合法有效的合同进行，银行的收费并未形成不当得利。

　　一审法院还指出，牡丹交通卡功能较多、科技含量较高，工行有权根据自己的制卡成本较高等实际情况收取合理的办卡费用。同时，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是2001年9月28日开始实施的。由于工行北京市分行制卡时间为1999年，根据制卡成本及第一次免费发卡成本等实际情况定价之行为，法院认为工行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

　　喻山澜没料到自己会输官司，在他看来，牡丹交通卡由北京市交管局委托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独家发行，具有垄断性，显然不应该自主定价。“自主定价权仅仅是针对完全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而言的。而牡丹交通卡是交管局要求司机人手一卡的，具有强制性，它不是一种市场化的商品，所以价格不能由银行自己说了算。”

　　2004年8月初，喻山澜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北京一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中，法院查明了上诉人的补卡事实和牡丹交通卡的功能，并肯定了国家计委等4部门于2001年制定的《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对于本案的合法有效性。二审法院认为，牡丹灵通卡作为集成电路卡，其补卡价格应依据《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中的第七、九、十的规定确定，即按IC卡的工本费收取费用。在二审审理中，工行方面出示证据表明牡丹交通卡的制卡成本为30.8元。

　　之后，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宣武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工行宣武区支行返还喻山澜补卡费69.2元及利息（自2003年7月31日至判决之日）；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工行宣武支行负担。

　　不过，法院同时还认定，喻山澜要求工行北京分行立即停止执行自定的补卡收费标准，并遵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报批的诉讼请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处理。

　　对于终审法院的这一判决，尽管很多人认为是喻山澜取得了胜利，但喻本人却并不满意。“二审法院虽然承认了《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的法律效力，但在对其的适用上却自相矛盾。《管理办法》虽然规定在补办IC卡时可以收取工本费，但同时也规定，这样的收费必须报物价管理部门批准。北京工行没有向物价部门报批过，因此它即使收取一分钱的补卡费都是违反规定的。”

　　而对于工本费30.8元的说法，喻山澜同样不予认可，“11月2日二审第一次开庭休庭时，审判长要求在5天内提交新证据，而工行12月初才向法院提交工本费的证据，早已过了举证时限，本不应再对此进行质证。”

　　敏感的工行

　　对于此番败诉，工行北京分行表现出了少见的敏感。

　　2月17日下午，工行北京分行就此案向媒体发表意见，认为自己的收费行为是“合法的商业行为”，并未构成“不当得利”。工行的理由是，在推出牡丹交通卡时，国内并无相关规定，补卡收费标准是根据工行自身服务的成本核算后得出的价格。由于代缴罚款只是牡丹交通卡中的一项功能，从本质上讲，牡丹交通卡提供的服务仍是商业性的。

　　工行北京市分行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99年工行推出牡丹交通卡时，本市300多万司机每人免费领取了一张。“每张卡制作成本是30.8元，免费送出的300多万张卡总价接近一亿元。为了推出牡丹交通卡，工行在前期系统开发上的投入也是一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后期系统维护和其他相关的人工费用。”这位工作人员说，1999年推出牡丹交通卡至今，工行共办理了一万张左右的补办卡，除去每张卡本身的制作成本，工行收回的总研发成本不到100万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对北京市一中院的终审判决和工行北京分行的意见评论认为，法院在本案中扮演了一个“好好先生”的角色。“它一方面不得不维护原告合法的诉讼请求，因为毕竟银行方面没有道理，从本质上讲属于强制交易和垄断性收费，而另一方面，法院又不愿意让自己直接卷入一项重大利益纠纷。”

　　这位律师进一步解释说，按照工行方面自己承认的数据，已经向全北京市的驾驶员发放了300万张牡丹交通卡，这就意味着，只要银行的“自主”收费行为不被全盘否定，它完全有可能在后续的收费中获取3亿元乃至更多的收入。

　　“银行方面说自己投入的成本有多大，回收的利益有多么少，但关键是它在诉讼过程中没有拿出证据，这就难以让人相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交通卡并非驾驶员自愿办理，而是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安交通管理机构和作为垄断性行业的银行部门联合强制推行，并利用行政强制权力维持。”

　　这位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显然看到了其中的要害——如果判工行全面败诉，就会得罪这个大企业，而如果判原告全面败诉，显然也说不过去，于是就‘巧妙’地在判决中作了折衷处理——既照顾银行的普遍利益，又让原告不至于太尴尬。”

　　显然，这样的诉讼结果严格来说可能值得质疑，但却符合中国历来的司法文化传统。它的最大妙处就在于，并没有堵死工行继续高额收费的财路。

　　有评论人士认为，即便如此，假如以后再有哪位司机丢了牡丹交通卡，如果补办时还是被收100元费用，那么只要诉上法庭，必然胜诉。但问题是，这样的诉讼成本太大。

　　作为北京出租司机的代表，邵长良也曾因为牡丹交通卡将北京市交管局告上法庭。邵师傅说，自己不愿交纳制卡成本以外的附加费用。“工行自定的补卡收费标准过高。但是不交钱我就拿不到卡，所以到时候还是得如数交纳。”不过邵师傅承认，如果交费补卡后再向法院起诉工行，则程序复杂，成本过高。“希望能有其它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如果有地方去投诉工行，而又有政府部门来管理此事是最好的。因为法律是一个底线，所以我希望尽量不要诉诸法院。”

　　邵师傅的心态，其实就是多数国人的心态，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工行方面一方面愿意执行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却也敢于公开表态说自己的收费没有问题，暗示该项收费将继续下去。

　　前述那位律师还指出，北京工行的牡丹交通卡诉讼案意义还不止于该项收费本身。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处于垄断地位的时候，很多银行单方面规定的收费项目都存在不合理支出，考虑到天文数字般的银行用户，哪怕一项收费只有区区十来元，也足以支撑起银行的一大片利益空间。

　　“但问题是，这些问题还没有从司法层面和立法层面得到彻底解决，假如北京市一中院的这个判决能够起到类似判例的作用，而不用每一个银行在遇到每一件相同的案子时都得单独起诉，那么，银行方面恐怕就得考虑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了。这，就是北京工行对此案的敏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