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房贷利率上调？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怎么样呢，该买的房还是跑不了。”3月24日，潘小光在上海灿烂而并不温暖的阳光下面说。
31岁的潘是上海一家大型国企资产管理部的投资主管，收入在这个顶级大都市里也算位居中上，然而他仍然为了买一套住房而发愁。
去年下半年潘小光便开始筹备买房，看中的是上海内环线以内中等偏上的地段，当时均价在12000元/平方米左右。他跑了五六个楼盘，也有看中的，“然而没办法啊，排队的人太多了，根本拿不到号。”
半年过去，这个地段的房子已经涨到了19000元/平方米，潘小光提起来就连连叹气。“所以说，央行涨个零点几的利率又能怎么样呢？”
进入3月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房价空前地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重点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17日，央行宣布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贷款利率上调，首付比例提高；随即，有关部门宣称今年开征房产税已成定局；“两会”期间的部分代表、委员们甚至把房价的上涨提高到影响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
然而站在这场风暴的浪尖上，上海——这个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内地房价最高的城市——似乎并不为所动，疯涨的照样一飞冲天，排队的照样守更熬夜，数钱的照样心花怒放，盼跌的照样望眼欲穿。
经过近4年的狂飙突进，上海市民的见面语已变成“今天你买房了吗”，而它掀起的发财热望，更是早已超越了当年的股市热潮，正在成为一场全民疯狂参与的新财富神话。
“100倍”女人
一年间，1.5万资产涨到150万
“我的理想是5年内赚1000万”
3月13日，午后，从虹桥机场到人民广场的925路公交车上，一场关于财富的谈话正在热烈地进行。
谈话由当日出版的《上海楼市周刊》的头条新闻引发。一个叫刘洋的女子，在古北一带炒房，一年间个人资产暴翻100倍，从1.5万增长到150万。“就算是比尔盖茨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速度吧。”拿着报纸的那个年轻人这样惊叹。
好几个脑袋凑了过来，想看过究竟。有人惊奇，有人羡慕，有人则不屑一顾：“呵！她只是个小炒家，没什么稀奇的。”
“我的理想是5年内赚1000万。”几天之后的一家咖啡厅里，刘洋这样对记者说，这个被热烈讨论的女子，看起来远远不像一个刚刚诞生的百万富翁，内敛素雅得有些其貌不扬。
5年前的刘洋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百万富翁。当时的她在一家美容院推销化妆品，月薪2000元左右。那时她把发财的梦想寄于福利彩票。
2000年开始，刘洋在家闲了4年，“吃住都是父母的。”到了2004年初，她的口袋里还有1.5万元。
她想去学开车。和她一起学车的有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教授在黄兴路有一套房子，是学校的教师公寓。一天闲聊，教授很高兴地说他的房子已经涨了50万，“现在买房子真是一件很能赚钱的事。”
这个时候，如果温州人、香港人、台湾人或者其他早就在上海房产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们如果听到这位教授的话，一定会笑歪了嘴。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开进上海，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资金抛向上海楼市。
也就是这一年，上海楼市开始狂飙，3年多时间房价陡升3-4倍。这位教授房子所在的五角场地区，被上海人称为“下只角”，也就是偏远的、风水不好的地区，2000年时候这里的房价是4000元，如今已是1万有余。
“钱赚起来挡都挡不住。”刘洋大笑，“我当时是想买一套房子租出去，好养活自己。”对于房子，对于楼价，当时的她还一窍不通。
2004年4月10日，刘洋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她签下了第一套房子的合同。交了1万元的押金，所有的资产只剩下5000元。“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其实她当下要做的是到处借钱。
借钱其实也不是困难的事，尤其是借钱买房。她的朋友知道她投资房产，都慷慨相助。“当时有个男孩帮我从银行贷款，我都不知道银行的钱会这么好借。”今年来，上海政府为限制短期炒房行为，加强银行贷款的管理，像刘洋这样有多次炒房经历的炒家将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2004年4月15日，刘洋把这套房子租给了一个日本人，月租金8000元。当天她拿到5000元的预付金，到徐家汇买了2050元的手机，1550元的皮鞋，为了这第一笔回报，她一个星期没有睡好。
46天后，刘洋把房子卖了，90万买进的房子，卖出去110万。刘洋是这套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一房东买进的价格是35万，二房东70万买进，三房东刘洋以110万的价格卖给四房东，四房东卖了150万。这个过程，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对她的采访不时被电话打断，都是中介打来的，劝她卖了手中的一套房子。3个月前这套房子182万买进，另一个炒家几天前以258万的价格买了它，20万的现金在手里提了20分钟后，她反悔不卖了。因为她要买的一套房子，她的下家也不卖给她了。“一转身就涨了20万，有点过分。”
谁在炒楼？
“1/3来自境外，1/3来自外省，上海本地的资金不超过1/3”
像刘洋这样的炒家，在风起云涌的上海楼市中其实只是一只小虾。
在近三年的上海市民心中，提到炒楼，第一个跳出的字眼便是：温州人。
2001年，金先生买了上海莘庄名都新城的房子，首付时，售楼先生一看他的身份证便主动说：“先生您是温州人，可以享受我们的折扣优惠。”对于这意外的礼遇，对方的解释是：“温州人买房会有带动效应，只要一个温州人买了，其亲朋好友也会陆续来。”
在当时，温州人受到这样的礼遇，在房产开发商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楼价就像韭菜，而温州人的钱就是春风春雨，温州人所到之处，房价涨了一截。
后来，当人们开始抱怨房价高的时候，同样又把怨气撒向“温州炒房团”。
而上海望源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宝红认为，“到目前为止，温州炒房客注入上海楼市的资金也不过200亿元左右。上海房价高低不是温州炒房客所能左右的”。
谁在炒楼？2004年5月提出上海房地产“泡沫论”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境外热钱的支撑。”
在汉宇物业代理公司总经理施宏睿那里有更精确的数字：“在上海买房的，1/3来自境外，1/3来自外省，上海本地的资金不超过1/3。”境外资金包括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人，外省则主要是江浙一带。
在不少境外炒家看来，炒房只是玩玩而已。
“我们有6个人，其中5个是新加坡的，都是朋友，其中的一个很喜欢装修，于是就卖了很多房子，装修了再卖出去。”厦门人陈林把他们的炒楼行为定性为业余爱好，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只是在业余时间，由这几个人各出一些钱作为炒楼的资金。从2002年到现在，他们的这个资金翻了好几番。
陈林相信上海的房价会一直涨下去。“中国政府是不会让崩盘这种事情出现的，中国政府很有钱的。”所以在黄浦江边南浦大桥的一套房子，2002年以550万买进，陈林打算在2008年世博会之前把它卖出去。至于价格，就不好估计了，但他相信能使财富增加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时间。
推波助澜的中介
几分钟一条签单短信
“明炒”和“暗炒”的入门培训
陈林说在炒房上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很多事情是由中介来完成。向他汇报房源，为他办各种手续，甚至可以为他贷款。总之为了让双方达成交易，中介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在上海房产市场的运转中，中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曹海滨，中原地产曾经的金牌经纪人，一年内，由他促成的买卖总金额超过一亿元。如今他做了中原地产陆家嘴店的经理，他的店就在金茂大厦6号门的对面，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做的都是大客户。但是他的下属小孙认为，这里的位置并不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大家的努力。这位24岁的年轻姑娘说，房产经纪人是一个很新鲜时尚的职业，自然，收入也不菲。“在中原地产，一个普通员工的年薪大概是10万元。”
她一个月下来可以谈成2-4套房子，促成双方交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更多的工作是做服务，也就是各种手续证明和贷款，很多个人不好做到不能做到的事情中介都可以代为完成。
另一家港资中介汉宇物业代理总经理施宏睿的手机每几分钟就会收到一条签单的短信息，即使是在深夜也会响个不停。他曾对他的员工介绍自己在香港做经纪人的经验：“12点钟后到客户家去谈，这样可以让客户知道，你明天还要一大早上班，而我不签成这个单我是不走的。这样做的成功率为99%。”说着说着他得意地大笑。第二天他会把签单的消息群发给每个业务员，给他们压力，催促他们签下一个又一个的单。
一位在房地产代理机构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我们进入公司参加的培训中，有一个专门的课程就是炒楼，有‘明炒’和‘暗炒’，明炒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自己调高房价，暗炒就是用假合同先让一部分房源在网上显示已售，制造稀缺的局势，房价就会跟着涨起来。开发商是要赚钱的，肯定要把好的房源留着，等高价时抛出。”
很多购房者都有这样的遭遇，新盘一经推出，售楼处宣布“本期已经售完”，购房者不得不到周边的中介那里去买期房；为了能被领进售楼处签个合同，购房者要给关系人交纳几万、十几万的“好处费”。
那位代理机构人士说，“有的中介采取包销的方式，以开发商能接受的价格买下一部分房源，常常能高价出售，如果开发商不愿意，有的中介还会在买断房源所付的资金之外再拿出一部分盈利和开发商分成，双方得利。”
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地产经纬-远东房产评论》执行总编尹锋认为，“由于开发商和中介控制着供给量，交易市场极不规范，炒作应运而生，直接推动了房价的飞升”。
难以抑制的房价
在暴利和政策的鼓励下，大量资本纷纷涌入房地产业
上个世纪90年代，一首广告歌曲曾被传唱一时：“城市的高度它越变越快，上海让我越看越爱。”
高层建筑的蓬勃增长透出的是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刺激了住房的需求。”尹锋说。
尹锋认为三部分人群构成了这个需求，首先是本地居民，包括拆迁户、改善生活者和外地到上海落户工作的“新上海人”，另外两部分是到上海置业的江浙商人和境外投资者。一位从事房地产报道的记者则说：“还有一部分人群，无法统计，但是能感受到，就是外地的官员用灰色收入到上海买房。”
从事房地产报道多年的上海《美家房地产周刊》记者房军说，“人多地少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心城区甚至可能‘楼荒’。上海每年大约需要50万套住房，而去年的供应量是大约30万套，其中大约15万套在中心城区。”
很多人认为，上海房产市场的发轫，政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上海大举出让城市土地，将批地权限下放到区县，批租收入基本作为市及区县两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
2001年前，上海市的土地大多数是划拨和协议出让的，长宁区房地局高级经济师顾海波对记者说：“这里面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有很多‘贱买贱卖’、‘自买自卖’等暗箱操作。”
2001年，上海政府出台并实施的两个文件规定，六类经营性土地(商业、旅游、娱乐、金融、服务业、商品房等)使用权的出让，都应通过招标拍卖方式进行。
然而，上海市房地局局长蔡育天曾经公开表示：“在公开招投标中，我们又留下了个政策口子，就是对一次规划、分期开发、计划分批实施的地块，采用协议招标。”人们常见的单位用地和市政府确定的旧区改造地块，均属“政策口子”之列。
徐汇区房地局一位官员曾向《财经》杂志坦承，上海市一些区政府不但大量“卖地”获取巨额土地出让收入，还争相成立由政府全资所有或控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些公司从各区政府以低廉价格获取大量优质地块，并全面包揽从土地开发到住房动拆迁、房产开发、销售等一系列产业环节，左右逢源，获取了巨额垄断利润。
除国有开发商之外，上海尚有众多与政府有着诸多利益关联的民营开发商和外资开发商。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副会长印疤华教授分析，上述民营开发商以业已入狱的周正毅为代表；外资中，则以香港开发商为主，早年在上海政府引资启动旧城改造的热潮中，大举进军上海房地产业。
分析人士认为，种种寻租手段直接导致市场供需失衡，房价的飙升亦难以遏制。
尹锋认为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原因还在于政策上对购房的鼓励。“最突出的是蓝印户口和退返契税。”
1998年，上海市出台政策规定，在上海购买一套商品房，至少可以获得一个上海的蓝印户口，2002年4月蓝印户口政策停止时，官方的评价是，“对推动房产市场的繁荣，促进本市商品住宅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9年7月，上海市政府为了鼓励个人购房，决定由地方财政补贴0.75%的契税，即按0.75%的税率征收。2002年才取消了财政补贴，恢复到1.5%，而按照国家规定，契税的税率幅度在3%至5%。
“银行资本的大量介入，极大地扩大了市场的购买力”，尹锋认为，“这也是推动上海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基本原因。”
2005年新年伊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总行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2004年，上海全市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房地产贷款累计增加1023亿元，同比增长204亿元，占全部贷款新增额的7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累计增加728亿元，同比增加106亿元。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银行信贷资金占上海房地产业整体资金比例高达70%以上。而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在逐年下降。2001年这一比例为18.84%，2002年降为17.53%，2003年更降至16.94%。这一比例非但远低于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35%，也低于全国20%的平均比例。
但是同期自有资金的利润率却分别达到38.12%、86.36%和74.24%，是同期社会平均利润率的7到16倍。
在如此暴利的刺激下，大量资本纷纷涌入房地产业。2005年1月18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向上海人代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04年上海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622.59亿元，同比增长20.4%，占全市GDP的比重为8.4%，而1990年，这个比率仅为0.5%。
“我要买房！”
排队者：10万元买不到房号
经销商：那是一个“甜蜜的痛”
对于在上海上大学，已经工作三年的刘宇来说，广为流传的网文《多收了三五斗上海人买房版》所描述的正在渐渐成为现实。
此时，他奔波于较偏远的五角场地区的各个房产中介。中介的店铺一家接着一家，玻璃门外贴着出售二手房的信息，他看到一套小两居的房子，标价46万。这是他能够接受的价格。工作3年的时间，有五六万的存款，父母会给他几万，首付是够了的，以后每月省吃俭用还贷款，这套房子也就可以是自己的了，他这样想。
他推门而进。中介比较热情，向他介绍房子的大小、房型和房龄。他喜欢这样的热情，而在市中心的新楼盘售楼处，人家根本不想搭理他，只是对他说：还没开盘呢，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当他想明白，在上海，有钱买房不是爷而是孙子的时候，他的恼怒也就消退了。这不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很多人的遭遇。
报纸上说，一位许先生骑着自行车到某高档楼盘去看房，售楼小姐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更不用说回答他的问题了。而另一位王先生则是开轿车去的，楼盘是在地铁一号线北延伸段。到了售楼处，售楼小姐懒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楼盘模型不冷不热介绍了一番，然后对他说，要买快拿钱，不买就拉倒。
不必奇怪售楼小姐的优越，因为哭喊着大把送钱来的人的确多的是。开盘前排队，是上海随处随时可见的一道“景观”。去年寒冬11月，售价20000元一平方米的金外滩花园开盘，队伍整整排了10天。今年3月初，金外滩花园门前再一次排起长队，逶迤数百米。金外滩花园要到2007年才交房，房子遥遥无期，价格蒸蒸日上，但排队的人仍然趋之若鹜。
人们似乎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股票疯狂的年代。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排队质量有了改观，躺椅行军床都用上了，放一把椅子，就表示这个位置是我的了，别人不会鸠占鹊巢，当然如果排队的是黄牛或者民工，可以看位置前后以1000元到1万元的钱收购。在队伍中，往往会有热心人招呼：“这里的地段好，价钱也低，买的人很多，但是房源只有200套，你要买赶快搬个凳子来占位吧。”有人在旁窃笑：“看，这就是房托。”
钱足够多的人，也可以不受排队之苦。他们可以在楼盘附近的中介公司买到想要的房，代价是多出几十万元的“出让费”。也有人想出价10万元购买别人手中的房号，但是对方说，我这房子几个月就能涨上百万，谁稀罕你的10万元。
即使排了几天几夜的队也不一定能买到房子，排队是为了拿号码，拿了号码还要等抽奖，抽中了才有机会买房子。3月初金外滩花园有近万人买了号码，而可购买的房子不到200套。买到房子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买不到的难免垂头丧气甚至气急败坏。
这时候，需要警察。
说起2003年的那场“暴动”，刘扬，上海康城销售总经理开怀大笑。那年7月，地处莘庄的上海康城第一次开盘，有7000多人来排队，有人没有买到房，开始暴动，场面一时失控，早已在场的警察也无可奈何。“很多人在一起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甜蜜的痛。”刘扬说。
“我们也遭到很多投诉，因为他们买不到房子。”对于刘扬，这也是一个“甜蜜的痛”。
投诉开发商的大都是买房子自住的人。投诉，自然没什么结果，很多人也就算了。但有人不打算就这样算了，因为没有买到房，范仲兴和开发商对簿公堂。
在这桩被称为上海主张房屋购买权的第一案中，法官问范仲兴：“你买房了吗？”范仲兴回答：“没有。”“那你们签合同了吗？”法官又问。范仲兴还是回答没有。法官于是迷惑了：“那你告什么？”
去年底，沪北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范仲兴开车路过将开盘的元和投资大厦，决定买几套来做办公室。2004年12月24日傍晚5点15分，范仲兴接到通知，要他当晚8点前去取邀请函，次日早上9点大厦开盘。
25日，排队序号为75的范仲兴等人被告知，120套房屋全部售罄。
按照上海市规定，开发商在正式开盘前不得售卖，所有预销售合同必须到“房地资源网”上备案。25日晚上8时，范仲兴从网上查得，该楼盘尚余100套为“当前可售”。
“他们显然是不想把房子卖给我。”范仲兴说，他已掌握开发商在开盘之前已经卖房的证据，这个官司他肯定能赢。
“一方面我是个购房人，一方面我是个法律工作者，所以我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范仲兴说。
而他的诉讼请求，是要开发商把房子卖给他。
政府“如履薄冰”
“房价问题已经变成上海的政治问题了”
调控政策只是“温柔一刀”？
2003年12月4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在“美国《商业周刊》第十二届亚洲领导人年会”开幕式上表示，上海要努力调控房价上涨过快的趋势。
人们会把韩正此次发言和两个半月前的发言作比较。2003年9月16日福布斯全球总裁会议上，韩正用一种欢迎的姿态说：“在座各位听我一句劝告，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到这里来投资，投资房产绝对是高回报。”
这是一个微妙的转变，2003年底，上海市政府发言人证实，“期房限制转让”政策正在酝酿。而2004年1月12日，上海市政府第一次把“房价上涨过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期房限制转让”政策的真正实施是在2004年4月26日。在期房限转政策的媒体吹风会上，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庞元说，出台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不让市场大起大落”。这个4月，一直对楼市采取鼓励态度的上海市政府，接连出台政策限制楼市的炒作。“这是一个转折点”，业内人士说。
然而上海的房价依然高升，“期房限转在控制房价上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一位本地记者说。
随着房价的高企，政府的态度，也开始越来越趋于强硬。
11月6日，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在会见香港访问团时，否认上海楼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泡沫，但他表示，对于近期境内外大量出现上海房地产将面临大崩盘的评论，政府方面是“如履薄冰”。
而今年的上海“两会”期间，房价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反映最多的问题。1月20日下午一次论坛上，上午刚参加“两会”的上海社科院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张泓铭教授说，“我认为房价问题已经变成上海的政治问题了”。
就在这一天，万邦都市花园被摘牌，市政府第一次对违规的发展商开了杀戒。
一个多月后，3月1日至3日，3天时间里，“富海商务苑”、“天赐公寓”等七个楼盘被停牌，另外4个楼盘被调查，包括赫赫有名的“世茂滨江花园”。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抑制高房价，当天下午上海市政府就发布了三项针对房地产的政策，第二天又发布了第四个通知。如此高密度的政策出台，是不多见的。
新政策中，最受关注的是保量和征税，2005年，上海计划新开工配套商品房面积900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将优先保证动迁房源需求；从3月7日起，上海即对买进居住不满一年即卖出的房屋的交易差价征收5.55%的税费。
而此次调控政策出台前，坊间已经有很多猜测，每一个都比真正到来的严厉：购房首付比率提高到30%；二手房交易征收5%的营业税，20%-60%的所得税，20%-60%的增值税以及4%的附加税；贷款购入的房产两年内不得转让等等。
相比之下，出台的政策显得过于“温和”，对于保量，业内人士分析，“配套商品房大部分都在外环线外，对中心城区的房价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而5.55%的税费，则被评为：这在目标上是“精确制导”，但在实际力度上却是“温柔一刀”。
3月13日，万邦都市花园复牌，据报道，复牌的原因是该楼盘开发商经过两个月的内部整顿，其整改措施经检查已达到预定效果。
而顾海波对此表示疑问，“他们做了什么整顿，达到了什么效果，为什么都不公布出来呢？”
美丽的幻影？
“购买者正在经受着金钱幻觉的痛苦”
“郁金香”还会传递吗？
3月7日，上海最大证券公司之一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报告指出：上海房价将在12个月内下跌10%-20%。
业内人士说，“说上海房价会跌的报告在过去是不可能在上海媒体报道的，而这一次的报道，也说明了市政府态度的转变，房地产占GDP的比重很大，而房价飞涨又存在隐患，他们也徘徊不定，而这个态度又会给人们某种预期，调控的效果还是未知数”。
“是的，政府的调控效果并不明显。”中国社科院房地产研究室研究员况伟大这样说，“抑制房价应该多管齐下，包括利率、土地、税收政策的调整和普通住宅的大面积建设。”
而上海社科院房地产研究中心的顾建发则对房价将下跌的说法不屑一顾：“这只是数字游戏而已，简单地比较房价是涨还是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没意义”的依据是上海房价仍在继续上涨的现实。“3个月来上海的房价已经涨了20%，就算是政府在余下的时间控制住涨幅，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与去年相比，房价仍然是在上涨。”顾建发说。与此印证的是，上海房地局的官员们的多次表态中，说的是要控制房价的涨幅，而不是房价。
“10年前是深圳，5年前是北京，3年来是上海。”上海康城销售总经理刘扬说，“一个城市的国际化过程中有20年的土地快速增值期，上海还有10年的时间。”
他说，去年他在香港的时候，在九龙维多利亚湾旁边，一幢48层楼房的房价是9万港元一平方米，而在上海与之同等位置的世茂滨江花园只是2.5万。“在上海人看来，香港算什么？上海是要向纽约伦敦东京看齐。”
而经济学家谢国忠则认为，“这是最后的疯狂”。他是看衰上海房产甚至中国房产的重量级人物之一。“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房地产价格比率来作为分析承受能力指标的测量法来看，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比伦敦、纽约和香港中任何一个地方的房地产价格都至少贵了三倍。”近期谢国忠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反驳。
他在去年10月说：“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加息的不断发展，离‘最后算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仅仅是几个月，而不是一年。”他认为，房地产行业令人晕眩的美丽幻影已升腾不已，中国的房地产购买者正在经受着金钱幻觉的痛苦。
在刘扬看来，摩根坍利——谢国忠所服务的公司也在经受这样的痛苦。“就在他鼓吹房产泡沫的时候，摩根坍利正在上海大肆买地买楼。”刘扬说的时候，露出大有深意的笑容。
而一些人正在以实际行动来唱衰上海房产。“我们最先给房子的定价是7000/平方米，但没想到人都疯了，卖到1.9万/平方米，买房的人还是抢破了头。”一位在上海开发房产的北京开发商说，他们收钱都收到心里有些害怕。赚了一大把的这位开发商决定撤离上海，不再来吹大这个泡沫。“谁知道谁是最后的冤大头？”
不少人担心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事件”在上海重演。因投机商的大量囤积居奇，1636年的荷兰，一枝郁金香的价格和一架马车或几匹马的价格相若，1637年，一度暴涨5900%的郁金香球茎因一个偶然事件价格暴跌，并最终导致了这个昔日欧洲金融中心、东方贸易霸主的帝国衰落。
此时的上海，郁金香还在传递到更远的地区。当上海的房价向纽约伦敦看齐的时候，中国的各个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房价也在向上海看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4年，35个副省级城市中，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0%的城市有9个，其中长三角地区有4个：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
从浙江全省情况来看，2004年浙江省房屋售价总水平比2003年上涨了15.2%，到2004年底，杭州的均价已达每平方米8500元(不包括萧山和余杭)，而温州甚至超越了杭州达到9000多元。
而浙江的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让人咋舌称奇。慈溪，浙江的一个县级市其房价已达到了每平方米6000元，一般县城的房价都在3000元以上。
繁荣背后几张脸
奇迹背后的资金漏洞
他们对房价飞涨“功不可没”
在上海房产市场疯狂的繁荣景象中，我们找到几个人，也曾是繁荣与疯狂表征的他们，而今却显得有些突兀。
王瑞其，房产中介商，2004年1月19日跳楼自杀。
2003年2月18日，王瑞其成立志博房产，其后迅速扩张到58家门店，被上海一份经济类杂志称为“创造了沪上房地产经纪公司发展奇迹”。
然而这一奇迹的背后是数百万的资金漏洞，王瑞其冒名通过银行贷款大量购房，隐瞒房子已抵押给银行的事实转卖他人，当买主付款后，王以种种理由拖延交房，以此套取大笔流动资金进行各种投资，然均告失败。面对银行逼债和买家催房，王最终选择一死了之。姚康达，在2004年6月的“审计风暴”中一夜成名。他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获得个人住房贷款7141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128套住房，炒作房地产。
据媒体调查，在姚康达这位看似普通的上海人背后，至少有三位上海“名人”的影子若隐若现，其中有两位已经身陷囹圄。他们分别是：原上海爱建证券公司董事长刘顺新、现任香港国中集团董事长的福布斯富豪张扬、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当然，还有周正毅，这位已经不被提及的人物。
在2002、2003年上海楼市发飙的时期，王瑞其、姚康达们对房价飞涨“功不可没”。
“香水男人”，一个上海网民，今年情人节后三天，发表了一篇《什么至情至爱，在坚挺的上海房价面前全部是狗屁》的文章：
”我和MM相恋近三年，因为我家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所以只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可是MM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一定要再买一套房子，最好是三室两厅。”
“一开始，我觉得只要我努力，我能感动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特别是MM周围的人都傍了大款，完了，我们的分手也进入了倒计时。”
“直到今天凌晨，我把我家里的想法告诉了她(卖掉现在的房子，买套大的三室两厅，以后贷款再买套小的给我父母)，得到的回复竟然是彻底的否定。”
“此刻我彻底绝望了，为什么？为什么感情就敌不过房子呢？”
这是否可以为“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所说的房价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个注脚？
多收了三五斗之上海人买房版
原来出来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最近天照应，很多人多发了三五万的年终奖，银行卡上的数字很快接近了6位，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高考落榜或没有学位更坏的征兆！
“还是不要买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买，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买房子的人，温州的买房团还没有走，苏北，西北，华南的买房团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有钱人和老板也多的是。好的楼盘和别墅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华南的买房团，有钱人，老板，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快要结婚的年轻人不买房，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买呢？日子还是要过的，为了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当初父亲母亲盼望改善居住条件，一家人窝在30个平方的房子里的日子断是不能再过下去的。
“我们到宝山去买房吧。”在宝山，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有人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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