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苦寻当年女记者

　　2005年 1月下旬，也就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鸡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乘中国航班前往东京。

　　到了日本之后，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因为在国内，我们虽四处查询过日本记者林郁女士的联系地址，但均无所获。几位当年曾与林郁女士有过交往的朋友也早已和她失去了联系，这无形中给我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只好按事先想好的一些办法，先在网上查找，然后再用电话和林郁女士曾经工作过的《朝日新闻》社联系。但事情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网上查找的时候电脑屏幕上显示《朝日新闻》社的现在职人员中没有叫林郁的人，现在的员工大多都是年轻人。而 1987年林郁来中国采访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只有社长的年龄在 50岁开外。我只好打电话到《朝日新闻》的总部寻问，但对方的回答既干脆又利落：第一，不认识；第二，我们不知道她的联系方式。

　　迫于时间压力，我急忙又通过友人的网站向“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这些组织发出了一条信息，以求得帮助，寻找日本老兵。然后，又与在国内的姜宝才、李俊杰等人联系，想办法在国内查找到这个组织的详细地址。我按照国内传来的地址，找到了银座大楼的门牌号时，“归还者联络会”这一机构早已搬家，去向无人得知，我立即又陷入了一种愁闷与无奈当中。

　　手拿报纸为“暗号”约见当年女记者

　　无奈之下，我只好托友人在图书馆里查询。也许是应了“吉人自有天相”、“功到自然成”的古训，在图书馆里终于看到了林郁的著作大河奔流》一书，再按着出版单位筑魔书店”，联系到了知情人士。我按知情人的要求，给林郁女士写了一封内有我联系电话的求见信，然后交给了书店。

　　第三天，我终于收到了一封由林郁女士亲手写给我的回信，内容简短，但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尤其是信中对找到赵尚志的头颅而感到震惊与欣喜。当晚，我们便互通了电话，并约定在周末会面，商定了会面地点。因双方不认识，林郁女士说她穿一件白色羽绒服，并说自己个子不高，且叫我手里拿张报纸。听到这种联系方式，我不由笑了，这还真有点像过去地下党接头的味道。

　　林郁女士 1936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6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所学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多年从事写作。

　　林郁女士非常健谈，虽然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大大的眼睛里露出充满睿智的目光，说起话来清脆而有力，表情十分丰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林郁女士要比她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见面后便向我滔滔不绝地谈起她当年到中国来采访的情形。通过翻译，我也急切地向林郁女士打听我想要知道的一切信息。

　　当我拿出有关赵尚志的照片和材料时，只见她的表情立刻凝重了起来，长时间地做双手合什的动作，并连续向我说表示祝贺的话。

　　东城政雄忏悔中离开人世

　　林郁女士还告诉我，1987年她从中国哈尔滨回到日本后，带着抗联老战士李敏等人的重托，很快便找到了东城政雄，而且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说到此，林郁女士带着惋惜地告诉我：东城先生，从中国被释放回到日本后，便积极参与了日中友好事业，并做了许多益事。尤其是到了晚年他曾多次以忏悔者的神态跟林郁说过，要在有生之年，能听到找到了赵尚志将军头颅的消息，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但很遗憾的是，他没能活到今天。

　　如活到今天的话，他肯定非常高兴，也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林郁一番话充满着惋惜与感慨是有原因的，因为东城政雄的后半生一直以一个忏悔者的心态在努力做着有益于日中友好的善事。并曾告诉林郁，日本政府的很多做法，还有对侵华战争的问题上，总是遮遮掩掩，并希望林郁要用她的真名真姓去真实地写出来，我想东城政雄先生是带着终生的忏悔与遗憾告别了人间，如地下有知，当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由他亲手带到长春而又在长春失踪 62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的话，他会得到几分慰藉。战争毕竟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的，更多的日本人是受了蒙蔽和驱使而走上战场的，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虽然他是战争罪犯和杀人凶手，但同时他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与替罪羊。也正是他晚年在认识上的这种飞跃，所以，在对待日本教科书隐瞒、歪曲侵华史实事件上，以及不利于日中关系的一些问题上，他经常组织并参加日本老兵去外务省及政府门前的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