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钊

　　近日“暗中执法”问题成为关注焦点，有些地方权威部门表示不准许“暗中执法”，有些地方权威部门表示支持“暗中执法”。对此，有的评论者持赞成态度，认为“暗中执法”不是“暗箱执法”，有明确法律规定，并且公民个人还拥有救济途径，符合程序规范和实质规范，应该大力提倡；有的评论者持反对态度，认为“暗中执法”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也可能成为滥用权力的借口，达不到法律所追求的目的。

　　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暗中执法”不如“公开执法”。只有“公开执法”，才能够真正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暗中执法”以人性假设上区别对待为基础，而不是以人性假设的无差别化为基础。这种观点认为与交警相比，公民较容易犯错误，尤其是不能够做到“君子慎其独”，因此，需要交警通过“暗中执法”的方式来帮助公民形成一种良好的守法品行。也就是说，无论交警是否出现，公民个人都会主动按照道路安全法规行事，自然，“暗中执法”有利于良好交通秩序的形成。不过，现代法治观念强调，不论是公民个人，还是作为执法者的交警都容易犯错误，都可能出现“滥用权利”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公民个人“滥用权利”，可能导致社会失序和无序；交警个人“滥用权力”，不仅会导致社会腐败，同样会导致社会失序和无序。法律就是需要平衡两者的“权利”与“权力”，不能够赋予任何一种“权利”或“权力”压倒对方优势的地位，否则将会出现“权利”与“权力”的不平衡，自然也就不能够形成和谐的秩序。

　　“暗中执法”以“处罚”作为执法重点，而不以“秩序”作为执法重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目的是“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处罚”本身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实现目的的“附属手段”，或者说“处罚”是不得不为的一种作法。这就表明，交警能够预防的，尽量预防，能够减少的，尽量减少。交警应该协助公民个人遵守法律，引导公民个人遵守法律，很显然，不断地“提醒”、“告知”和“纠正”等措施是最好的手段，这些手段既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也可以避免交通事故产生。这就是说，交警应该在公民个人将要或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下，及时采取“善意”方式加以制止，而不是采取“恶意”方式加以处罚。很显然，“暗中执法”并不是交警协助公民个人遵守法律，也不是“提前预防”，而是直接对个人结果进行惩罚，被处罚的个人不服气自然也就可以理解。

　　“暗中执法”以“强制”作为秩序形成的方法，而不是以“自愿”作为秩序形成的方法。“暗中执法”既然是以“恶民”作为假设基础，自然“强制”是形成秩序的惟一选择。但是，与公民多数相比，交警毕竟处于少数，惩罚只可能使得公民形成某种“逆反心理”，即越是惩罚，越是违规。此外，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受到处罚，其“确定性”必将被打破，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与此同时，还会造成公民与交警的对立，法律不会被公民个人信仰，而只是被看做处罚个人的工具，公民个人也就不会主动地遵守法律，而是尽力去规避法律。一个想着如何去规避法律的民族，很显然不会形成法律秩序，毕竟法律本身不可能被完善，这种不完善需要公民个人进行“正当性”理解，即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推导出其应该遵守的规则，主动去实现法律所欲实现的社会秩序，从而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变化而变化。

　　事实上，“暗中执法”的种种弊端和缺陷都可以通过“公开执法”化解。“公开执法”以公民个人和交警共同需要遵守的契约和法规为基础，这很显然假定公民个人和交警都可能犯错误，两者之间没有谁是“天使”，事实上，要是都是“天使”，或者，其中一方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法律了。“公开执法”以形成“秩序”作为重点，而不是以“处罚”作为着眼点，这样必然有利于公民个人和交警协作生产良好的交通秩序。当然，“公开执法”也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守法品质，使公民个人认识到守法的重要性，即使公民个人自身因为违法受到处罚，他也会认同这种惩罚，这必然会形成一种自发秩序，能够适应环境和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