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就在数百万中学生热切盼望自己能够鱼跃龙门的六月初，他们心中的圣地——大学，又爆出了丑闻：主角是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教授欧阳林和一位名叫阿芳的女生，看点则是为了考研而发生了性交易。虽然“有关方面”还在继续调查事件的真相，但公众实际上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判决。一家著名的门户网站进行调查表明：超过80%的网友相信“确有此事”。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被当今的大学校长们挂在嘴边反复吟颂了无数遍之后，已成为一句经典。不过假如梅老先生天堂有暇，在互联网上搜几条和大学有关的信息来看一看，他一定会轻轻摇摇他那作为思想者的头，在一声长叹之后，把自己的名言修改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丑闻之谓也”。

　　有人也许会说，你这么形容大学岂不是太刻薄了吗？并非如此！近年来大学的丑闻实在是太多了：北航招生丑闻之后，是兰州理工大学招生丑闻；南师大女生被“强行组织”陪舞丑闻之后，是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丑闻……

　　大丑闻接连不断的同时，还夹杂着北大在“黄金周”期间非常小家子气地关大门、首师大要求女生脱衣检查是否真的来例假，以决定是否献血，清华校长在台湾客人面前露怯之类的小丑闻，等等。丑闻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的名校遍及大江南北。在如此多品种、高密度、连续性地爆出丑闻的情况下，我只不过说一句“所谓大学者，有大丑闻之谓也”，难道有什么过分吗？

　　大学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丑闻？在我看来，这和“教育产业化”这个馊主意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许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强调这项政策在事实上剥夺了穷人的受教育权，却没有同时注意到，“教育产业化”对大学人道德感的腐蚀，也是毁灭性的。

　　有一位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朋友，在分析去年的北航招生丑闻时，介绍了“高等教育”是如何被“产业化”的。他说，除了正常的录取“收费”之外，各高校还都有一定比例的机动招生名额，大约在10%左右。如果一所大学招3000学生，则大概会有300个左右的机动名额，按北航开出的每个学生10万元的价格计算，就会有3000万元的额外收入。这正如重点高中招生，本来可以招300人，但故意把分数线抬高，让满足分数线的学生只有200，剩下100人就是高价生，大学也是这样大发横财的。他透露，无论是名校还是普通院校，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在这样搂钱。

　　正是因为钱来得如此容易，所以中国的大学表现出了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贪婪，变成了一个个“谁出价高，谁就可以买到教育机会”的大卖场。而由于见证、参与并且享受了对学生及其家庭的无情剥夺，大学人便从原来的道德高地上滚落下来，一头扎进了人欲横流的污水坑。

　　请从欧阳教授的角度想想看：既然学校本身都可以制度化地通过拍卖教育机会牟取暴利，我作为一个教授，利用招收研究生的机会获得一次性满足，这究竟有什么好惊奇的？

　　其实，乱收费也好、嫖娼也好、性交易也好，如果发生在其他行业，大家会觉得司空见惯，不视为丑闻。但只要发生在大学，大家都会认为是丑闻。之所以会如此，盖由于公众对大学的期待和对其他行业的期待不同：公众始终把大学看成是遗世独立的理想化所在。

　　虽然大学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植根于社会，受制于社会，但一所“真正的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的最大不同之处应该在于，她具有自己的道德精神——表现为具有独立的人格特质，不随波逐流，既能够抵御金钱的诱惑，又能够抵抗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

　　在我看来，大学要与丑闻绝缘，就必须恢复和重建已经遭受铜臭玷污的大学道德精神；而要恢复和重建大学道德精神，就必须反思和检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归根结底，教育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教育必须而且只能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大学都应该是道德和理性的凝聚之所，都应该具有高雅的品位和卓而不群的文化气质，都要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并孜孜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学不仅应该以自身纯洁的德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更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改造社会、重塑道德的潮流中，成为社会道德的捍卫者与提升者。尤其在当前的大时代的大变迁中，大学的道德精神就更显重要。因为即便是社会的道德堕落了，只要大学的道德精神仍在，国家和民族还有未来，但如果大学比社会堕落得更快、更深，那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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